一、引言
国家阅兵是政治传播核心场域,是国家综合实力、民族精神与现代治理能力的多维表征,国庆阅兵解说的传播成为构成国家形象叙事的关键符号。
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显示,现有研究多聚焦主持人角色的泛化概念(如“角色定位”),而对国庆典礼等重大仪式中“策展型主持”等高政治性传播场景节点边缘化,折射出学界对国庆典礼等重大场域中播音员角色转型研究存在盲区。这一理论研究缺位削弱了播音员在国家形象建构的话语解释力,也难以回应智能时代主流媒体“破圈传播”实践需求。
鉴于此,本研究以国庆阅兵解说为切入点,分析1999年、2009年、2019年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国庆阅兵解说文本的叙事特征与话语策略,揭示播音员角色“政治喉舌”的转型轨迹。研究试图回答智能传播时代,播音员如何平衡“政治守门人”与“叙事策展者”双重角色张力及角色转型对主流媒体“人机协同”传播模式构建有何启示。
二、国庆阅兵解说的阶段性特征分析
(一)1999年:政治喉舌的权威宣告
1999年国庆阅兵解说承载着国家形象建构的政治使命。彼时播音员作为体制化“宣传模式”的执行者,以去人格化表达与声学技术构建意识形态权威。
1.去人格化表达
在该阶段解说文本呈现出“硬核叙事”的特征,以军事参数的罗列为主,高频形容词“先进”(频次=11)的重复使用,强调技术话语的客观性与威慑力。如“射击命中率高,行驶速度快,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播音员需严格遵循预设脚本,拒绝即兴发挥,其语言风格呈现高度去人格化特点。在解说中,罗京与邢质斌展现鲜明的“钢铁之声”特质,以高亢型节奏(平均语速261字/分钟)、零度情感介入为核心标志,构建“无误差”权威形象。
2.声学权威建构
播音员运用胸腔共鸣与高频泛音强化声音的物理震慑力,如“根本的”一词中“根”字72.52dB的重音强度,使军事参数转化为可感知的权力符号。这种声学实践通过生理共鸣机制,将国家意志编码为具有穿透力的意识形态载体。
3.认知框架建构
在这一时期,罗京和邢质斌主要是对文本进行信息的复述和权威的强化。他们的角色符合“宣传模式”的经典定义,通过信息筛选和议程设置,巩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叙事。他们通过声学实践将国家意志自然化,使受众在无意识中接受权力的规训。罗京和邢质斌的“钢铁之声”成了声学图腾,其作用远不止于信息传递,而是对观念塑造进行声学植入。
(二)2009年:叙事策展的共情转向
2009年国庆阅兵处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深化期,播音员角色从“硬实力宣告”转向“软实力叙事”的策展实践。
1.柔性叙事凸显
解说文本突破军事参数罗列,采用诗化修辞与个体叙事重构历史记忆。如“一条60年的长路,一头连着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一头连着在改革开放阳光下活力迸射向繁荣富强快步迈进的中国”,排比句增强语言气势与节奏感,形象展现新旧中国对比。文本还常用比喻,把抽象精神转化为具体形象,提升感染力。同时,增加士兵个体故事与家国情怀叙事,借具体人物增强情感共鸣。
2.声音温度重塑
播音员借助声音调制技术传递情感。李瑞英与康辉采用“讲述者”姿态,平均语速降至246字/分钟,构建“可亲近的权威”形象。李瑞英在“共和国不会忘记”这两句话的处理中,音高从289.9Hz上升至378.3Hz,音高上升传递出激昂的情感,胸腔共鸣的弱化又增添了一份细腻与深情,二者共同作用形成强烈的情感张力。通过声音的“呼吸感”增强观众代入感。
3.情感共振与价值认同构建
叙事框架从“宣告”转向“对话”,打破单向的信息传递模式,通过情感共振实现价值认同。如“百废待兴的中国”与“向繁荣富强快步迈进的中国”对比,通过意象并置打开受众情感闸门的钥匙,触发内心深处的“苦难—救赎”心理图式,让受众在反差中感受国家发展之不易,从而共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三)2019年:复合型叙事策展的仪式化转译
2019年是新时代首次国庆阅兵,也是人民军队改革重塑后首次整体亮相,向世界展示国家实力、和平决心与责任担当。在此背景下,播音员的解说角色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成为复合型叙事策展的关键推动者。
1.层级权威的符号化建构
该阶段首次系统性嵌入领队少将介绍,“少将”称谓出现81次,形成视听权力符号链。部队领队少将身姿挺拔、目光坚毅,彰显军队指挥权威,是军队纪律性象征。解说着重提及军旗勋章、部队荣誉称号等标识,与少将符号相互呼应,共同构建军队权威形象。声学分析显示,人名介绍声强峰值达75.57dB,少将称谓声强降至62.77dB,16.9%的声强衰减形成听觉层次反差,符合庄重语境言语韵律特征。播音员通过多维度符号编码与声学调控,协同构建强大军队形象。
2.全球话语的共情转码
2019年阅兵解说中,数据使用呈现“情感化—理性化”的双重编码特征。播音员通过声学参数调控,将冰冷数字转化为可感知情感符号。播报维和烈士牺牲时,“13名”声强骤降至64.85dB并弱化喉腔共鸣；而“牺牲—担当”的语义转换中音强跃升至74dB,形成情感张力。这种沉重数据到崇高精神的叙事对位,将宏观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共同体。
3.情感共振的仪式化锚定
播音员通过声学参数调控,将歌词转化为仪式化情感媒介。如“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讲述完成后进行了2.1秒的停顿,给受众以留白,使其在静默中自发完成个体祝福与国家庆典的意义缝合,形成仪式参与的共时性。“前进!前进!前进进!”的三次重复,通过声腔共鸣的逐步增强实现情感动员,首句以383.5Hz胸腔共鸣激活国歌的肌肉记忆,次句喉腔共鸣降低至339.11Hz模拟历史危机情境的紧迫感,末句共鸣突破449.9Hz高频阈值,触发听众情感共鸣。通过全民熟悉歌词唤起集体记忆,增强情感传递效果。
三、播音员角色演变的路径对主持人职业重构的启示
通过国庆阅兵这一国家庆典解说的历时性演变,发现播音员从“政治喉舌”到“叙事策展者”的转型轨迹,究其本质是媒介生态变革下主持人职业价值重构的缩影。这一转型揭示了智能传播时代主持人职业发展的三重核心逻辑,为行业实践提供启示。
(一)角色拓展:从权威宣告到多元叙事
传统媒体时代,播音员作为体制化传播的“喉舌”,依托集中化传播渠道构建单向“传—受”模式。如1999年罗京261字/分钟的标准化播报,通过去人格化表达将国家意志转化为不容置疑的“真理话语”。这种播报方式背后,是传播者对信息权威性和准确性的极致追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众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公众对媒体内容高度信任,播音员的权威宣告能够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传递主流价值观。
现今,智能传播时代到来,技术赋权之下,受众在“人—媒”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受众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倒逼主持人革新传播方式。在确保信息准确性的基础上,主持人需善用故事化、情景化叙事,将抽象内容转化为具象化表达,通过情感共鸣提升传播效果。同时运用跨媒介叙事的策略,整合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源,构建多维传播矩阵。这种融合创意表达与技术手段的复合传播模式,既能增强信息可接受度,又能满足碎片化时代的个性化需求,实现传播效果与用户体验的双重提升。
(二)声学实践:从声音工具到情感共鸣
传统媒体时代的声学实践深嵌于规训体系当中。自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立,播音员的声音便被塑造为政治话语的传输工具,通过标准化语音、零度情感播报与去人格化表达,构建起福柯笔下的“真理体制”。在战争与建设年代,这种标准化模式通过消解个体特征、强化集体认同,有效实现了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
智能媒体时代的技术迭代解构了声学权威的“工具理性”。虚拟主持人凭借非碳基身体突破生理限制,实现全天候精准传播,但单一工具化表达缺乏情感温度与人格魅力,难以满足受众对信息深度和情感共鸣的需求。在此背景下,真人主持需借鉴情感化叙事智慧,重构声学的人格化与共鸣感。汶川地震报道中,主持人哽咽播报死伤数字时的情感震颤,恰是数字主播难以复制的“人性化编码”。人格化营造是从“工具”到“主体”的升华。这种人格化并非个人风格的简单流露,而是对文化内容进行潜在取舍的结果,是媒体立场与价值观的符号化呈现。
(三)价值引领:从守门人到策展人
智能传播时代,信息传播从单向灌输变为网状扩散,此时,若主持人仍固守“守门人”角色,将难以应对信息过载与价值多元的挑战。
文化策展人是指通过符号选择、叙事重构与价值编码,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完成主流价值的传播与认同建构。文化策展人的本质是通过“符号解码—叙事重构—价值共鸣”的三重机制,将主流信息转化为具有文化厚度的意义载体。如《典籍里的中国》主持人以“戏剧+影视+专家解读”的复合叙事,通过角色扮演与情感联结,将主流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记忆,通过场景化再现与参与式互动,使受众在感官激活中完成从信息接收到价值认同的跨越,破解了传统宣传中曲高和寡的困境。
正如中国播音学学科体系创立者张颂教授所言:“传者自身对智识的消化,是为了贡献出来,让人接受,而不是为了显示让人迷惘。”主持人需以文化策展人的思维,将主流信息消化为符合公众认知习惯的文化产品,通过故事化、场景化的表达,使受众在共鸣中理解政策内涵、认同价值理念。唯有如此,主持人才能在信息洪流中把握传播主动权,让主流信息真正“入眼、入耳、入心”,实现社会价值的有效引领。
四、结语
文章以国庆阅兵解说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其历时性演变过程,不仅揭示了中国政治传播的转型轨迹,更深刻揭示了智能时代主持人职业价值重构的核心逻辑。从1999年播音员展现出的“钢铁之声”,到2019年实现“情感共振”,播音员从“政治喉舌”向“叙事策展者”的深刻蜕变,清晰地呈现出传播权力从单向度宣告向“意义共建”的结构性变迁。
纵观三次阅兵解说的转型轨迹,其本质实为媒介生态变革背景下主持人职业价值重构的缩影。主持人的职业重构,本质上是一场意义深远的“传播认知革命”,从“权力的传声筒”到“意义的架构师”,从“信息的搬运工”蜕变为“价值的炼金士”。这要求行业教育体系必须打破以往仅注重“字正腔圆”技能的固有窠臼,转而着重培养主持人的文化解码力与技术共情力。唯有如此,方能在算法洪流中守护人文价值的灯塔,让主流话语突破“信息茧房”,在各年龄群体中生根发芽。
【本文系2025年河北传媒学院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国庆典礼播音员风格变迁对当代主持人播音创作的启示”(项目编号:HCCXXM2025010)】
国家阅兵是政治传播核心场域,是国家综合实力、民族精神与现代治理能力的多维表征,国庆阅兵解说的传播成为构成国家形象叙事的关键符号。
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显示,现有研究多聚焦主持人角色的泛化概念(如“角色定位”),而对国庆典礼等重大仪式中“策展型主持”等高政治性传播场景节点边缘化,折射出学界对国庆典礼等重大场域中播音员角色转型研究存在盲区。这一理论研究缺位削弱了播音员在国家形象建构的话语解释力,也难以回应智能时代主流媒体“破圈传播”实践需求。
鉴于此,本研究以国庆阅兵解说为切入点,分析1999年、2009年、2019年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国庆阅兵解说文本的叙事特征与话语策略,揭示播音员角色“政治喉舌”的转型轨迹。研究试图回答智能传播时代,播音员如何平衡“政治守门人”与“叙事策展者”双重角色张力及角色转型对主流媒体“人机协同”传播模式构建有何启示。
二、国庆阅兵解说的阶段性特征分析
(一)1999年:政治喉舌的权威宣告
1999年国庆阅兵解说承载着国家形象建构的政治使命。彼时播音员作为体制化“宣传模式”的执行者,以去人格化表达与声学技术构建意识形态权威。
1.去人格化表达
在该阶段解说文本呈现出“硬核叙事”的特征,以军事参数的罗列为主,高频形容词“先进”(频次=11)的重复使用,强调技术话语的客观性与威慑力。如“射击命中率高,行驶速度快,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播音员需严格遵循预设脚本,拒绝即兴发挥,其语言风格呈现高度去人格化特点。在解说中,罗京与邢质斌展现鲜明的“钢铁之声”特质,以高亢型节奏(平均语速261字/分钟)、零度情感介入为核心标志,构建“无误差”权威形象。
2.声学权威建构
播音员运用胸腔共鸣与高频泛音强化声音的物理震慑力,如“根本的”一词中“根”字72.52dB的重音强度,使军事参数转化为可感知的权力符号。这种声学实践通过生理共鸣机制,将国家意志编码为具有穿透力的意识形态载体。
3.认知框架建构
在这一时期,罗京和邢质斌主要是对文本进行信息的复述和权威的强化。他们的角色符合“宣传模式”的经典定义,通过信息筛选和议程设置,巩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叙事。他们通过声学实践将国家意志自然化,使受众在无意识中接受权力的规训。罗京和邢质斌的“钢铁之声”成了声学图腾,其作用远不止于信息传递,而是对观念塑造进行声学植入。
(二)2009年:叙事策展的共情转向
2009年国庆阅兵处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深化期,播音员角色从“硬实力宣告”转向“软实力叙事”的策展实践。
1.柔性叙事凸显
解说文本突破军事参数罗列,采用诗化修辞与个体叙事重构历史记忆。如“一条60年的长路,一头连着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中国,一头连着在改革开放阳光下活力迸射向繁荣富强快步迈进的中国”,排比句增强语言气势与节奏感,形象展现新旧中国对比。文本还常用比喻,把抽象精神转化为具体形象,提升感染力。同时,增加士兵个体故事与家国情怀叙事,借具体人物增强情感共鸣。
2.声音温度重塑
播音员借助声音调制技术传递情感。李瑞英与康辉采用“讲述者”姿态,平均语速降至246字/分钟,构建“可亲近的权威”形象。李瑞英在“共和国不会忘记”这两句话的处理中,音高从289.9Hz上升至378.3Hz,音高上升传递出激昂的情感,胸腔共鸣的弱化又增添了一份细腻与深情,二者共同作用形成强烈的情感张力。通过声音的“呼吸感”增强观众代入感。
3.情感共振与价值认同构建
叙事框架从“宣告”转向“对话”,打破单向的信息传递模式,通过情感共振实现价值认同。如“百废待兴的中国”与“向繁荣富强快步迈进的中国”对比,通过意象并置打开受众情感闸门的钥匙,触发内心深处的“苦难—救赎”心理图式,让受众在反差中感受国家发展之不易,从而共情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三)2019年:复合型叙事策展的仪式化转译
2019年是新时代首次国庆阅兵,也是人民军队改革重塑后首次整体亮相,向世界展示国家实力、和平决心与责任担当。在此背景下,播音员的解说角色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成为复合型叙事策展的关键推动者。
1.层级权威的符号化建构
该阶段首次系统性嵌入领队少将介绍,“少将”称谓出现81次,形成视听权力符号链。部队领队少将身姿挺拔、目光坚毅,彰显军队指挥权威,是军队纪律性象征。解说着重提及军旗勋章、部队荣誉称号等标识,与少将符号相互呼应,共同构建军队权威形象。声学分析显示,人名介绍声强峰值达75.57dB,少将称谓声强降至62.77dB,16.9%的声强衰减形成听觉层次反差,符合庄重语境言语韵律特征。播音员通过多维度符号编码与声学调控,协同构建强大军队形象。
2.全球话语的共情转码
2019年阅兵解说中,数据使用呈现“情感化—理性化”的双重编码特征。播音员通过声学参数调控,将冰冷数字转化为可感知情感符号。播报维和烈士牺牲时,“13名”声强骤降至64.85dB并弱化喉腔共鸣；而“牺牲—担当”的语义转换中音强跃升至74dB,形成情感张力。这种沉重数据到崇高精神的叙事对位,将宏观叙事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共同体。
3.情感共振的仪式化锚定
播音员通过声学参数调控,将歌词转化为仪式化情感媒介。如“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讲述完成后进行了2.1秒的停顿,给受众以留白,使其在静默中自发完成个体祝福与国家庆典的意义缝合,形成仪式参与的共时性。“前进!前进!前进进!”的三次重复,通过声腔共鸣的逐步增强实现情感动员,首句以383.5Hz胸腔共鸣激活国歌的肌肉记忆,次句喉腔共鸣降低至339.11Hz模拟历史危机情境的紧迫感,末句共鸣突破449.9Hz高频阈值,触发听众情感共鸣。通过全民熟悉歌词唤起集体记忆,增强情感传递效果。
三、播音员角色演变的路径对主持人职业重构的启示
通过国庆阅兵这一国家庆典解说的历时性演变,发现播音员从“政治喉舌”到“叙事策展者”的转型轨迹,究其本质是媒介生态变革下主持人职业价值重构的缩影。这一转型揭示了智能传播时代主持人职业发展的三重核心逻辑,为行业实践提供启示。
(一)角色拓展:从权威宣告到多元叙事
传统媒体时代,播音员作为体制化传播的“喉舌”,依托集中化传播渠道构建单向“传—受”模式。如1999年罗京261字/分钟的标准化播报,通过去人格化表达将国家意志转化为不容置疑的“真理话语”。这种播报方式背后,是传播者对信息权威性和准确性的极致追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众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公众对媒体内容高度信任,播音员的权威宣告能够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传递主流价值观。
现今,智能传播时代到来,技术赋权之下,受众在“人—媒”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受众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倒逼主持人革新传播方式。在确保信息准确性的基础上,主持人需善用故事化、情景化叙事,将抽象内容转化为具象化表达,通过情感共鸣提升传播效果。同时运用跨媒介叙事的策略,整合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源,构建多维传播矩阵。这种融合创意表达与技术手段的复合传播模式,既能增强信息可接受度,又能满足碎片化时代的个性化需求,实现传播效果与用户体验的双重提升。
(二)声学实践:从声音工具到情感共鸣
传统媒体时代的声学实践深嵌于规训体系当中。自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立,播音员的声音便被塑造为政治话语的传输工具,通过标准化语音、零度情感播报与去人格化表达,构建起福柯笔下的“真理体制”。在战争与建设年代,这种标准化模式通过消解个体特征、强化集体认同,有效实现了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
智能媒体时代的技术迭代解构了声学权威的“工具理性”。虚拟主持人凭借非碳基身体突破生理限制,实现全天候精准传播,但单一工具化表达缺乏情感温度与人格魅力,难以满足受众对信息深度和情感共鸣的需求。在此背景下,真人主持需借鉴情感化叙事智慧,重构声学的人格化与共鸣感。汶川地震报道中,主持人哽咽播报死伤数字时的情感震颤,恰是数字主播难以复制的“人性化编码”。人格化营造是从“工具”到“主体”的升华。这种人格化并非个人风格的简单流露,而是对文化内容进行潜在取舍的结果,是媒体立场与价值观的符号化呈现。
(三)价值引领:从守门人到策展人
智能传播时代,信息传播从单向灌输变为网状扩散,此时,若主持人仍固守“守门人”角色,将难以应对信息过载与价值多元的挑战。
文化策展人是指通过符号选择、叙事重构与价值编码,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完成主流价值的传播与认同建构。文化策展人的本质是通过“符号解码—叙事重构—价值共鸣”的三重机制,将主流信息转化为具有文化厚度的意义载体。如《典籍里的中国》主持人以“戏剧+影视+专家解读”的复合叙事,通过角色扮演与情感联结,将主流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记忆,通过场景化再现与参与式互动,使受众在感官激活中完成从信息接收到价值认同的跨越,破解了传统宣传中曲高和寡的困境。
正如中国播音学学科体系创立者张颂教授所言:“传者自身对智识的消化,是为了贡献出来,让人接受,而不是为了显示让人迷惘。”主持人需以文化策展人的思维,将主流信息消化为符合公众认知习惯的文化产品,通过故事化、场景化的表达,使受众在共鸣中理解政策内涵、认同价值理念。唯有如此,主持人才能在信息洪流中把握传播主动权,让主流信息真正“入眼、入耳、入心”,实现社会价值的有效引领。
四、结语
文章以国庆阅兵解说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其历时性演变过程,不仅揭示了中国政治传播的转型轨迹,更深刻揭示了智能时代主持人职业价值重构的核心逻辑。从1999年播音员展现出的“钢铁之声”,到2019年实现“情感共振”,播音员从“政治喉舌”向“叙事策展者”的深刻蜕变,清晰地呈现出传播权力从单向度宣告向“意义共建”的结构性变迁。
纵观三次阅兵解说的转型轨迹,其本质实为媒介生态变革背景下主持人职业价值重构的缩影。主持人的职业重构,本质上是一场意义深远的“传播认知革命”,从“权力的传声筒”到“意义的架构师”,从“信息的搬运工”蜕变为“价值的炼金士”。这要求行业教育体系必须打破以往仅注重“字正腔圆”技能的固有窠臼,转而着重培养主持人的文化解码力与技术共情力。唯有如此,方能在算法洪流中守护人文价值的灯塔,让主流话语突破“信息茧房”,在各年龄群体中生根发芽。
【本文系2025年河北传媒学院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国庆典礼播音员风格变迁对当代主持人播音创作的启示”(项目编号:HCCXXM202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