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后,党中央经过深刻反思,认识到革命斗争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武装的重要性,但因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在黄土高原的深沟,与外界的交流沟通甚少。这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客观的环境因素也决定了陕甘宁边区文盲众多、民众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曾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这样描绘边区乡村当时的状况:“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讲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由此不难看出,如此规模的文盲基数,严重制约着我党宣传贯彻抗日主张和抗日政策,民众对于思想的觉醒和抗日的革命观教育是缺失的,对政治的认识更是淡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为数不多且有知识的人当中,士绅阶层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受过旧式的私塾教育,掌握文化知识,且当时的乡村政权、社会资源又多由这些人掌控。中国共产党要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抗日宣传、革命动员,难度可想而知。而杂字的运用在识字教育、扫盲教育和革命观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为唤醒千百万民众做足了准备。
一、杂字的发展
纵观中国几千年教育史,对精英人才的培养大都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人群也大多是书香门第,或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上层人士家庭,同时,这样的教育大多是官方的正规教育。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一方面是难以支付的高昂费用,受教育的机会首先就被限制了,更谈不上视野开阔的学习深造与文化熏陶。另一方面,虽然举荐、科举的路径逐渐开阔并形成,但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向往受教育的状况依然难以改变,随着杂字逐渐在民间出现,普遍民众才有机会接触识字的读本。作为一种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识字教材,杂字因其内容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浅显、句式短小精悍、语调朗朗上口的特点,而成为一种简单实用的识字工具。
二、杂字在识字教育、扫盲教育、革命观教育过程中的运用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编识字教材的运用中虽体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忽视了古旧杂字在适应民众生活方面的特点与运用。长征落脚延安后,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情况,中国共产党着眼实际,并认识到教材编写与杂字运用在民间的重要效用,于是通过对杂字的编纂方式、内容和教读方法的重新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功能。一方面,延续了中国在识字上源远流长的读写传统,融入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识字教育、扫盲教育、革命观教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传播新思想、新道德和革命理念的一种重要工具,不仅注入了革命的智识,还影响和教育了广大民众,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启蒙动员提供了新通道。
1937年4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文教建设改革方案起草委员会,负责推动教育普及,大力推行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通过夜校、识字班、冬学等方式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为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调动大家抗战的积极性,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社会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方针。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拟定了21条冬学标语。如“普遍设立冬学,提高大众文化；开办冬学,消灭文盲,就是增加抗战的力量；人人要劳动,人人要识宇,人人要抗战；不分男女都要识字,大家一同上冬学”等。围绕生产中心,结合实际开展的功能性扫盲教育更是尽可能地覆盖。如:教放牛娃“放牛”二字,再练习数字,便于他们清点、管理牛群；对卖面粉的商贩,则教会记录“石、斗、升、合、斤、两”等基本单位,再进一步教记账,让群众逐步从切身事物的学习向周围事物延展,在杂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能力和水平。为方便民众识记,根据杂字的音、形特点还改编出了谜语、俗语、顺口溜等,使文盲率显著下降。如:姓氏“李”“十字打架,八字救架,吓得子字坐下,却正好凑成一个李字”。这种方式不仅增加了杂字学习的趣味性,还提高了民众学习的积极性和效率。除此之外,还有《日用杂字》《庄稼杂字》《识字课本》等教材。
任何教材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延安时期的杂字也不例外。因为杂字的编者都是肩负教育使命的革命者,所以,编者在杂字教材的编写中就会有目的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和团结抗战等内容。如:将文化教育与生产建设结合起来,将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将参军、参战、拥军、拥属、担负战争任务和加强地方武装结合起来,通过熟悉的事物加强革命思想教育,引导民众提高思想觉悟,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升全民抗战意识,使他们更加坚定地团结起来,使我党与民众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了高度一致,继而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政治目的。
三、杂字运用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改造的探索与实践
在杂字的使用过程中逐渐融入“团结”“平等”“反剥削”等概念,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如“工农一家亲,打倒土豪绅”等韵文,又如,将“兵、民、粮、枪”等字与“保卫边区”“支援前线”相结合,直接服务于战争动员,对于增强民族自信至关重要。而在传播革命理想的过程中,还涌现出了“打日寇,保家园”“红旗飘,士气高,解放全中国”等朗朗上口的杂字韵文,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形式,让群众深刻认识到抗战的紧迫性、使命感,使教材内容有针对性地着眼时代需要,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教育改造,为我国教育的实用性方针奠定基础,并为之后的教材编写、形成教育范本奠定实践基础。
(二)政治动员的唤醒与重塑
在革命教育观的实践中,增强民族自信心是至关重要的,而杂字不仅是一种识字工具,更是民族文化传承与政治动员的媒介。中国共产党在一些杂字书中加入团结抗日、爱国爱家等主题的内容,以此来唤醒和教育民众,旨在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种做法不仅帮助民众提高了文化水平,同时也潜移默化地重塑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使民众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行动中。这不仅建立了革命启蒙动员的新通道,有助于政治思想的传播,还成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启蒙与政治动员两个方面的双重目标。
(三)文化启蒙的守正与创新
这种旧形式新内容的革命观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政治动员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开辟了一条连接普通民众与革命理想的通道。而对乡土杂字的改造利用,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促进了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还为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观教育提供了有效途径。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教育的一次守正创新。
综上所述,长征落脚延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杂字的创新运用不仅体现在内容的革命化、形式的现代化、目标的社会化以及方法的实践性等方面,还使其成为连接革命教育与广大群众的重要纽带,成为推动社会交革、促进民众觉醒的有效工具之一,唤醒了民众的使命感,支撑民众在抗战中不屈不挠、奋勇抵抗,这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的对策调整与守正创新,实现了对传统识字教育方法的整合与改进,构建起新型社会关系,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迈出了教材在形式和内容上革新的重要一步,更为后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及教材建设工作注入新的思想和实践经验。
一、杂字的发展
纵观中国几千年教育史,对精英人才的培养大都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人群也大多是书香门第,或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上层人士家庭,同时,这样的教育大多是官方的正规教育。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一方面是难以支付的高昂费用,受教育的机会首先就被限制了,更谈不上视野开阔的学习深造与文化熏陶。另一方面,虽然举荐、科举的路径逐渐开阔并形成,但在这个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向往受教育的状况依然难以改变,随着杂字逐渐在民间出现,普遍民众才有机会接触识字的读本。作为一种在民间广泛流传的识字教材,杂字因其内容贴近生活、语言通俗浅显、句式短小精悍、语调朗朗上口的特点,而成为一种简单实用的识字工具。
二、杂字在识字教育、扫盲教育、革命观教育过程中的运用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编识字教材的运用中虽体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忽视了古旧杂字在适应民众生活方面的特点与运用。长征落脚延安后,针对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情况,中国共产党着眼实际,并认识到教材编写与杂字运用在民间的重要效用,于是通过对杂字的编纂方式、内容和教读方法的重新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功能。一方面,延续了中国在识字上源远流长的读写传统,融入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识字教育、扫盲教育、革命观教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传播新思想、新道德和革命理念的一种重要工具,不仅注入了革命的智识,还影响和教育了广大民众,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启蒙动员提供了新通道。
1937年4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文教建设改革方案起草委员会,负责推动教育普及,大力推行扫盲运动和普及教育,通过夜校、识字班、冬学等方式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为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调动大家抗战的积极性,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社会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方针。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拟定了21条冬学标语。如“普遍设立冬学,提高大众文化；开办冬学,消灭文盲,就是增加抗战的力量；人人要劳动,人人要识宇,人人要抗战；不分男女都要识字,大家一同上冬学”等。围绕生产中心,结合实际开展的功能性扫盲教育更是尽可能地覆盖。如:教放牛娃“放牛”二字,再练习数字,便于他们清点、管理牛群；对卖面粉的商贩,则教会记录“石、斗、升、合、斤、两”等基本单位,再进一步教记账,让群众逐步从切身事物的学习向周围事物延展,在杂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能力和水平。为方便民众识记,根据杂字的音、形特点还改编出了谜语、俗语、顺口溜等,使文盲率显著下降。如:姓氏“李”“十字打架,八字救架,吓得子字坐下,却正好凑成一个李字”。这种方式不仅增加了杂字学习的趣味性,还提高了民众学习的积极性和效率。除此之外,还有《日用杂字》《庄稼杂字》《识字课本》等教材。
任何教材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延安时期的杂字也不例外。因为杂字的编者都是肩负教育使命的革命者,所以,编者在杂字教材的编写中就会有目的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和团结抗战等内容。如:将文化教育与生产建设结合起来,将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将参军、参战、拥军、拥属、担负战争任务和加强地方武装结合起来,通过熟悉的事物加强革命思想教育,引导民众提高思想觉悟,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升全民抗战意识,使他们更加坚定地团结起来,使我党与民众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了高度一致,继而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政治目的。
三、杂字运用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改造的探索与实践
在杂字的使用过程中逐渐融入“团结”“平等”“反剥削”等概念,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如“工农一家亲,打倒土豪绅”等韵文,又如,将“兵、民、粮、枪”等字与“保卫边区”“支援前线”相结合,直接服务于战争动员,对于增强民族自信至关重要。而在传播革命理想的过程中,还涌现出了“打日寇,保家园”“红旗飘,士气高,解放全中国”等朗朗上口的杂字韵文,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形式,让群众深刻认识到抗战的紧迫性、使命感,使教材内容有针对性地着眼时代需要,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教育改造,为我国教育的实用性方针奠定基础,并为之后的教材编写、形成教育范本奠定实践基础。
(二)政治动员的唤醒与重塑
在革命教育观的实践中,增强民族自信心是至关重要的,而杂字不仅是一种识字工具,更是民族文化传承与政治动员的媒介。中国共产党在一些杂字书中加入团结抗日、爱国爱家等主题的内容,以此来唤醒和教育民众,旨在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种做法不仅帮助民众提高了文化水平,同时也潜移默化地重塑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使民众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行动中。这不仅建立了革命启蒙动员的新通道,有助于政治思想的传播,还成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启蒙与政治动员两个方面的双重目标。
(三)文化启蒙的守正与创新
这种旧形式新内容的革命观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政治动员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开辟了一条连接普通民众与革命理想的通道。而对乡土杂字的改造利用,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促进了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还为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观教育提供了有效途径。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教育的一次守正创新。
综上所述,长征落脚延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杂字的创新运用不仅体现在内容的革命化、形式的现代化、目标的社会化以及方法的实践性等方面,还使其成为连接革命教育与广大群众的重要纽带,成为推动社会交革、促进民众觉醒的有效工具之一,唤醒了民众的使命感,支撑民众在抗战中不屈不挠、奋勇抵抗,这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的对策调整与守正创新,实现了对传统识字教育方法的整合与改进,构建起新型社会关系,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迈出了教材在形式和内容上革新的重要一步,更为后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及教材建设工作注入新的思想和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