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红色政权内及敌占区创建和领导的金融机构,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借助货币发行、信贷扶持与金融调控等策略,打破经济封锁、保障军需民用、巩固政权基础。北海银行于1938年12月1日在山东掖县正式成立,当时山东地区正面临货币种类繁多、币值不一、物价不稳、交易不畅的混乱局面,北海银行通过发行北海币、开展低息信贷等方式,在困境中崛起,逐步发展成为参与组建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红色金融机构之一。北海银行的成功实践,不仅凸显了战时经济斗争的重要价值,还积累了丰富的金融治理经验。
一、北海银行的实践经验
北海银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立足战时经济需求,凭借一系列创新金融实践,为根据地发展筑牢金融根基,不仅有效稳定了根据地经济秩序,更展现出了红色金融在历史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
(一)建立独立货币体系,维护金融主权
20世纪30年代末,山东地区通货膨胀严重,日伪“联银券”、国民党“法币”与地方商会杂钞并行流通,甚至出现“一麻袋钞票换不了一麻袋粮食”的民生困境。面对困境,北海银行以发行北海币为切入点,展开货币主权保卫行动,其核心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家薛暮桥打破传统货币理论局限,采用“管理通货制”“物价本位制”,以粮食、棉花、布匹等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准备基金,数额相当于发行货币的一半以上,用于调节货币供给数量。第二,1943年,北海银行采用“货币、贸易、生产”三位一体模式,通过行政法令与市场手段并用,停用“法币”。这既粉碎敌寇“以战养战”经济侵略阴谋,又引导商民将“法币”投向敌占区换取军需物资,形成了“驱逐劣币—巩固本币—反哺经济”的良性循环。第三,北海银行成功搭建覆盖山东全省的独立货币体系,至1945年,北海币在全省统一流通,为人民币的发行奠定基础。北海银行的这一实践,不仅粉碎了敌伪进行金融侵略的企图,还开创了以物资调控替代贵金属本位的货币理论先河。
(二)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生产发展
在农业方面,北海银行实施“农业优先”信贷政策,运用种子贷款、耕牛贷款等低息金融手段,帮助农民恢复生产。在工商业方面,北海银行采取“公私联动”策略,既投资建立织布厂、制鞋厂等公营企业以筑牢产业根基,又联合私人资本成立同德兴商号等经济实体,通过贸易网络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有效地推动了根据地工业化进程；此外,北海银行还开展了普惠金融的早期实践,依托信用合作社向贫困农户提供无息贷款,在根本上打击了高利贷剥削,使金融资源切实惠及底层民众,充分体现了金融公平性。这些举措多维度构建起“金融赋能生产”的良性循环,有力支撑了根据地经济稳定发展。
(三)群众路线与风险防控
由于日伪的封锁,印钞所需的设备面临极其稀缺的困境,北海银行通过施行统战策略,吸引了诸如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等专业人士的加入,顺利攻克了技术上的难关。与此同时,银行通过广泛动员民众掩护印钞厂转移,逐渐形成“军民一体”的协作模式,为货币发行筑牢了群众保障。在面临日伪破坏经济、大肆向国内输入假币的情况下,中共从宣传教育着手,使民众和工作人员更加了解“禁伪”政策,依靠群众力量搭建识假辨假的“安全网”,同时借助法律手段严打造假行为,构建起“防打结合”的反假币防控体系,有力维护了北海币的市场信誉。这一过程充分说明,只有把群众智慧融入金融治理,才能在复杂环境中保障货币体系稳定运行。
二、北海银行实践的现实启示
北海银行的实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领域的一次重要探索,其经验对现代金融改革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货币政策需兼顾独立性与灵活性
北海银行实施的物资本位制对于货币信用应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前,部分国家过度依赖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产泡沫滋生,而北海银行的经验告诉我们,货币发行要以实际物资或生产力为标准,避免经济脱实向虚。中国近年来推行的供应链金融改革,通过整合产业链资源来增强货币信用,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延续。
(二)金融需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质
北海银行通过信贷支持农业和工业,生动诠释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当前我国强调“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支持力度,防止资本空转。金融机构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持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需求,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理念
北海银行的普惠贷款和废除高利贷政策,充分体现了金融的公平属性。当前,我国需要进一步规范互联网金融,遏制过度借贷和暴力催收等不良现象,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金融机构也应致力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公平的金融服务,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人民群众的金融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结语
北海银行以物资本位制维系货币信用,让金融深深扎根于实体经济,为当下货币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举措,彰显了金融与经济的共生共荣,为现代金融优化资源配置指明了方向。在风险防控方面,北海银行的反假币斗争突出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同时,其“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理念,保障了金融的公平性与普惠性。在新时代传承红色金融精神,既要坚守服务大局的政治属性,更要在数字金融浪潮中深化人民性价值导向,如此才能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协同。
【作者单位: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北海银行的实践经验
北海银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立足战时经济需求,凭借一系列创新金融实践,为根据地发展筑牢金融根基,不仅有效稳定了根据地经济秩序,更展现出了红色金融在历史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
(一)建立独立货币体系,维护金融主权
20世纪30年代末,山东地区通货膨胀严重,日伪“联银券”、国民党“法币”与地方商会杂钞并行流通,甚至出现“一麻袋钞票换不了一麻袋粮食”的民生困境。面对困境,北海银行以发行北海币为切入点,展开货币主权保卫行动,其核心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家薛暮桥打破传统货币理论局限,采用“管理通货制”“物价本位制”,以粮食、棉花、布匹等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准备基金,数额相当于发行货币的一半以上,用于调节货币供给数量。第二,1943年,北海银行采用“货币、贸易、生产”三位一体模式,通过行政法令与市场手段并用,停用“法币”。这既粉碎敌寇“以战养战”经济侵略阴谋,又引导商民将“法币”投向敌占区换取军需物资,形成了“驱逐劣币—巩固本币—反哺经济”的良性循环。第三,北海银行成功搭建覆盖山东全省的独立货币体系,至1945年,北海币在全省统一流通,为人民币的发行奠定基础。北海银行的这一实践,不仅粉碎了敌伪进行金融侵略的企图,还开创了以物资调控替代贵金属本位的货币理论先河。
(二)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生产发展
在农业方面,北海银行实施“农业优先”信贷政策,运用种子贷款、耕牛贷款等低息金融手段,帮助农民恢复生产。在工商业方面,北海银行采取“公私联动”策略,既投资建立织布厂、制鞋厂等公营企业以筑牢产业根基,又联合私人资本成立同德兴商号等经济实体,通过贸易网络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有效地推动了根据地工业化进程；此外,北海银行还开展了普惠金融的早期实践,依托信用合作社向贫困农户提供无息贷款,在根本上打击了高利贷剥削,使金融资源切实惠及底层民众,充分体现了金融公平性。这些举措多维度构建起“金融赋能生产”的良性循环,有力支撑了根据地经济稳定发展。
(三)群众路线与风险防控
由于日伪的封锁,印钞所需的设备面临极其稀缺的困境,北海银行通过施行统战策略,吸引了诸如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等专业人士的加入,顺利攻克了技术上的难关。与此同时,银行通过广泛动员民众掩护印钞厂转移,逐渐形成“军民一体”的协作模式,为货币发行筑牢了群众保障。在面临日伪破坏经济、大肆向国内输入假币的情况下,中共从宣传教育着手,使民众和工作人员更加了解“禁伪”政策,依靠群众力量搭建识假辨假的“安全网”,同时借助法律手段严打造假行为,构建起“防打结合”的反假币防控体系,有力维护了北海币的市场信誉。这一过程充分说明,只有把群众智慧融入金融治理,才能在复杂环境中保障货币体系稳定运行。
二、北海银行实践的现实启示
北海银行的实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领域的一次重要探索,其经验对现代金融改革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货币政策需兼顾独立性与灵活性
北海银行实施的物资本位制对于货币信用应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前,部分国家过度依赖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产泡沫滋生,而北海银行的经验告诉我们,货币发行要以实际物资或生产力为标准,避免经济脱实向虚。中国近年来推行的供应链金融改革,通过整合产业链资源来增强货币信用,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延续。
(二)金融需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质
北海银行通过信贷支持农业和工业,生动诠释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当前我国强调“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支持力度,防止资本空转。金融机构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持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需求,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理念
北海银行的普惠贷款和废除高利贷政策,充分体现了金融的公平属性。当前,我国需要进一步规范互联网金融,遏制过度借贷和暴力催收等不良现象,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金融机构也应致力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公平的金融服务,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人民群众的金融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结语
北海银行以物资本位制维系货币信用,让金融深深扎根于实体经济,为当下货币政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举措,彰显了金融与经济的共生共荣,为现代金融优化资源配置指明了方向。在风险防控方面,北海银行的反假币斗争突出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同时,其“以人民为中心”的金融理念,保障了金融的公平性与普惠性。在新时代传承红色金融精神,既要坚守服务大局的政治属性,更要在数字金融浪潮中深化人民性价值导向,如此才能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协同。
【作者单位: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