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及发展提供了支撑,其在长达三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华民族大一统进程中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带,孕育出了华夏文明,彰显着中国人民积极向上、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黄河治理的创新路径,寻求科学、有效的治理方式,构建出了黄河治理新格局。
一、黄河治理方略的历史演进
(一)1921-1949区域性治理
1921-1949年为区域性的实践与治理时期。抓住黄河治理的关键,即“治沙”,通过在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大规模植树造林,修建水土保持工程,改善了中游地区的自然生态；1946年为治黄事业的关键节点,标志着人民治黄的正式开启。通过创办黄河水利委员会,凝聚人民群众,发挥群众力量优势,积极开展护河防汛活动,形成全民防汛机制,打破了原先治理模式下人民主体作用缺失的固有弊端。但是,这一阶段的黄河治理也暴露出黄河治理工作的整体性规划不足、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流域环境与发展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二)1949-1978曲折性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背景下,黄河治理工作进入曲折探索阶段。一方面,《关于水利工作的决定》《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等文件,从整体层面探究黄河治理问题,对黄河治理综合规划指导予以说明,黄河治理方略进入发展新阶段；另一方面,畅想运用黄河实施南水北调这一伟大蓝图与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与黄河治理问题有机联系到一起,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此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在充分认识黄河治理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后,形成了“尊重黄河客观规律”的认知,对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探索经历了由唯意志论到科学思维的转变。
(三)1978-2012全面性规划
第三阶段是伴随改革开放背景,对黄河治理的全面型规划。随着工农产业迅速发展,黄河流域出现水资源污染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等现实问题,水资源保护问题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围绕黄河治理过程中的现实紧要问题,推进建设华北、西北、东北在内的“三北防护林”体系,构筑“绿色长城”,以控制水土流失,减少黄河岸边的风沙危害。同时,先后成立黄河水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国家环境局等组织机构,发布大量大江大河保护文件,如《“七五”时期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中提出要控制珠江、黄河等在内的七大江河的水质污染,使黄河治理及生态保护更为规范化、制度化及科学化。黄河治理、大江大河环境保护法治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取得重大进步。
(四)2012-2025战略性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和重视黄河治理问题,深入黄河沿线考察,曾十余次前往黄九省区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以其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生态环境现状,以人民对于生存生活环境的殷切希望为立足点,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先后在治理体系优化改革、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实践中汲取经验,将治黄事业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和指明治水工作的不足与问题,包括水灾害、水生态损害、水时空分布不均等,新旧问题交汇,加大了黄河治理工作难度,并基于此,提出要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思路,要求积极转变治理理念,坚持空间均衡,节水优先。2017年全河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流域人水和谐为治黄的最高境界”这一观点,再次强调黄河治理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重要性,此理念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价值层面的深度革新,是黄河价值与人的发展的深度统一。2019年所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从地区发展模式、体制架构、制度设计等多方面加以说明,构建黄河治理的体系化布局,为黄河生态保护及发展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好落地。
二、黄河治理方略的现实启示
首先,应当将黄河流域的治理工作纳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总的话语体系之下,并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指导理念,以其为治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要重点研究和攻克突出性环境问题,协调好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两者的关系,提出防洪防汛、水沙关系调节的新思路与新技术；既要针对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及下游问题逐一突破、分类治理,也要联动上、中、下游,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实现治理层次性与协同性的辩证统一。
其次,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其领导下,鼓励市场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立体化治理格局,形成治理合力,协同推进黄河治理工作,提升治理效率；保持开放心态,展开国际性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性环境治理工作,构建命运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广纳意见,提升治黄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同时,黄河保护与黄河开发治理两手抓,充分挖掘黄河流域传统文化元素,积极发展旅游业态,促进文旅融合,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三、结语
综上所述,黄河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性事业,中国共产党要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理念指导,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一部生动、形象、珍贵的黄河奋斗史及人与自然关系史。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已有治理中,汲取有利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提出治理黄河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师资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五帝时代到夏代王权与国家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22VLS003)的阶段性成果】
一、黄河治理方略的历史演进
(一)1921-1949区域性治理
1921-1949年为区域性的实践与治理时期。抓住黄河治理的关键,即“治沙”,通过在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大规模植树造林,修建水土保持工程,改善了中游地区的自然生态；1946年为治黄事业的关键节点,标志着人民治黄的正式开启。通过创办黄河水利委员会,凝聚人民群众,发挥群众力量优势,积极开展护河防汛活动,形成全民防汛机制,打破了原先治理模式下人民主体作用缺失的固有弊端。但是,这一阶段的黄河治理也暴露出黄河治理工作的整体性规划不足、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流域环境与发展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
(二)1949-1978曲折性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背景下,黄河治理工作进入曲折探索阶段。一方面,《关于水利工作的决定》《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等文件,从整体层面探究黄河治理问题,对黄河治理综合规划指导予以说明,黄河治理方略进入发展新阶段；另一方面,畅想运用黄河实施南水北调这一伟大蓝图与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与黄河治理问题有机联系到一起,为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此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在充分认识黄河治理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后,形成了“尊重黄河客观规律”的认知,对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探索经历了由唯意志论到科学思维的转变。
(三)1978-2012全面性规划
第三阶段是伴随改革开放背景,对黄河治理的全面型规划。随着工农产业迅速发展,黄河流域出现水资源污染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等现实问题,水资源保护问题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围绕黄河治理过程中的现实紧要问题,推进建设华北、西北、东北在内的“三北防护林”体系,构筑“绿色长城”,以控制水土流失,减少黄河岸边的风沙危害。同时,先后成立黄河水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国家环境局等组织机构,发布大量大江大河保护文件,如《“七五”时期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中提出要控制珠江、黄河等在内的七大江河的水质污染,使黄河治理及生态保护更为规范化、制度化及科学化。黄河治理、大江大河环境保护法治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取得重大进步。
(四)2012-2025战略性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和重视黄河治理问题,深入黄河沿线考察,曾十余次前往黄九省区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以其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生态环境现状,以人民对于生存生活环境的殷切希望为立足点,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先后在治理体系优化改革、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实践中汲取经验,将治黄事业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和指明治水工作的不足与问题,包括水灾害、水生态损害、水时空分布不均等,新旧问题交汇,加大了黄河治理工作难度,并基于此,提出要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思路,要求积极转变治理理念,坚持空间均衡,节水优先。2017年全河工作会议提出,“促进流域人水和谐为治黄的最高境界”这一观点,再次强调黄河治理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重要性,此理念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价值层面的深度革新,是黄河价值与人的发展的深度统一。2019年所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从地区发展模式、体制架构、制度设计等多方面加以说明,构建黄河治理的体系化布局,为黄河生态保护及发展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更好落地。
二、黄河治理方略的现实启示
首先,应当将黄河流域的治理工作纳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总的话语体系之下,并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指导理念,以其为治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要重点研究和攻克突出性环境问题,协调好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两者的关系,提出防洪防汛、水沙关系调节的新思路与新技术；既要针对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及下游问题逐一突破、分类治理,也要联动上、中、下游,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实现治理层次性与协同性的辩证统一。
其次,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其领导下,鼓励市场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参与下的立体化治理格局,形成治理合力,协同推进黄河治理工作,提升治理效率；保持开放心态,展开国际性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性环境治理工作,构建命运共同体,在此过程中广纳意见,提升治黄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同时,黄河保护与黄河开发治理两手抓,充分挖掘黄河流域传统文化元素,积极发展旅游业态,促进文旅融合,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三、结语
综上所述,黄河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性事业,中国共产党要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理念指导,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一部生动、形象、珍贵的黄河奋斗史及人与自然关系史。同时,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已有治理中,汲取有利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提出治理黄河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师资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2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五帝时代到夏代王权与国家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22VLS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