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海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系统梳理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百年发展脉络,不仅关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成效,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保障。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当下,应借鉴历史经验,探索新的教育方式方法,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发展相契合。
一、历史演进:乡村振兴视域下的百年发展脉络
(一)1921-1949:革命语境中的思想启蒙体系构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特殊历史语境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动员特征。土地改革运动中“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实践,使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首次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这种物质利益与思想启蒙的协同推进,成功将传统小农改造成革命主力军。抗战时期建立的农村夜校和识字班,大大降低了文盲率。解放战争时期推行的“诉苦运动”,创造了情感动员与政治认同相结合的教育范式,为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工作积累了重要组织资源。
(二)1949-1978:集体化时代的价值重构实践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农业集体化进程深度耦合。新中国成立后消灭封建土地制度,通过合作社运动将农户纳入集体化轨道。此时期形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体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嵌入生产生活全过程:冬学运动覆盖90%以上农村青壮年,“赤脚医生”制度培养的大量基层卫生员同时承担政策宣传职能。
(三)1978-2012:市场化转型中的模式创新探索
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推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转向服务经济建设的新范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涌现的大量乡镇企业成为新型教育载体,“离土不离乡”的务工农民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形成契约精神与现代管理意识。1998年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等现代政治理念引入农村,全国60余万个行政村普遍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变革,配合“三下乡”活动向农村输送的大量科技人才和图书,形成了物质激励与思想引导相结合的教育新模式。
(四)2012至今: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体系重构实践
新时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框架。2018年实施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将“乡风文明”作为五大振兴目标之一,全国开始大量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数字乡村战略推动下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覆盖率为78.0%。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阶段,驻村工作队创新“院坝会”“火塘夜话”等教育形式,将政策宣讲与产业帮扶有机结合。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标志着农民教育进入数字化赋能新阶段。
二、经验启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教育支撑
(一)战略协同:构建教育与发展联动机制
历史经验表明,农民教育成效取决于其与宏观战略的契合度。当前需建立“五大振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机制:在产业振兴中融入企业家精神培育,在人才振兴中强化职业价值引导,在文化振兴中突出乡风文明建设,在生态振兴中深化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组织振兴中培养民主法治意识。建议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经费,建立教育培训与产业项目的学分互认制度。
(二)载体创新:打造数字时代教育矩阵
从革命时期的油印小报到5G时代的虚拟现实技术,传播载体的代际创新始终是突破教育瓶颈的关键。构建“四维一体”教育矩阵,实体层面完善乡镇文化站功能,数字层面开发乡村振兴在线教育平台,活动层面创新“农民丰收节+”文化载体,人才层面培育“新乡贤”教育骨干。重点开发基于AR技术的沉浸式教育产品,运用大数据分析农民群体的认知偏好与接受规律。
(三)利益联结:完善教育激励机制
物质利益与思想认同的辩证关系贯穿百年教育实践。当前需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农民参与教育培训与集体收益分配挂钩。在土地流转、宅基地入市等改革中设立“教育积分”制度,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政策学习的农民给予相应权益增值奖励。建立教育培训与信用体系联动机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小额信贷的信用评级依据。
(四)主体培育: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是教育实效的根本保障。推广“参与式教育”模式,在教育培训方案制定环节,建立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机制。在实施环节推行“农民讲师团”制度,选拔培养本土教育骨干。在评估环节引入第三方满意度调查。重点培育三类新型主体,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数字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职业农民”、传承乡土文化的“新乡贤”群体。
三、结语
百年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史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史,也是乡村社会现代转型的缩影。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要求,需要将历史经验转化为制度创新,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农民教育体系。通过思想引领、文化浸润、技术赋能的三重驱动,培育有理想、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群体,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持久精神动力和人才支撑。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系统梳理我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百年发展脉络,不仅关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成效,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保障。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当下,应借鉴历史经验,探索新的教育方式方法,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发展相契合。
一、历史演进:乡村振兴视域下的百年发展脉络
(一)1921-1949:革命语境中的思想启蒙体系构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特殊历史语境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鲜明的阶级动员特征。土地改革运动中“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实践,使占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体首次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这种物质利益与思想启蒙的协同推进,成功将传统小农改造成革命主力军。抗战时期建立的农村夜校和识字班,大大降低了文盲率。解放战争时期推行的“诉苦运动”,创造了情感动员与政治认同相结合的教育范式,为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工作积累了重要组织资源。
(二)1949-1978:集体化时代的价值重构实践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农业集体化进程深度耦合。新中国成立后消灭封建土地制度,通过合作社运动将农户纳入集体化轨道。此时期形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体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嵌入生产生活全过程:冬学运动覆盖90%以上农村青壮年,“赤脚医生”制度培养的大量基层卫生员同时承担政策宣传职能。
(三)1978-2012:市场化转型中的模式创新探索
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关系变革,推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转向服务经济建设的新范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涌现的大量乡镇企业成为新型教育载体,“离土不离乡”的务工农民在市场经济实践中形成契约精神与现代管理意识。1998年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等现代政治理念引入农村,全国60余万个行政村普遍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变革,配合“三下乡”活动向农村输送的大量科技人才和图书,形成了物质激励与思想引导相结合的教育新模式。
(四)2012至今: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体系重构实践
新时代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框架。2018年实施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将“乡风文明”作为五大振兴目标之一,全国开始大量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数字乡村战略推动下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覆盖率为78.0%。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阶段,驻村工作队创新“院坝会”“火塘夜话”等教育形式,将政策宣讲与产业帮扶有机结合。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标志着农民教育进入数字化赋能新阶段。
二、经验启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教育支撑
(一)战略协同:构建教育与发展联动机制
历史经验表明,农民教育成效取决于其与宏观战略的契合度。当前需建立“五大振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机制:在产业振兴中融入企业家精神培育,在人才振兴中强化职业价值引导,在文化振兴中突出乡风文明建设,在生态振兴中深化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组织振兴中培养民主法治意识。建议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经费,建立教育培训与产业项目的学分互认制度。
(二)载体创新:打造数字时代教育矩阵
从革命时期的油印小报到5G时代的虚拟现实技术,传播载体的代际创新始终是突破教育瓶颈的关键。构建“四维一体”教育矩阵,实体层面完善乡镇文化站功能,数字层面开发乡村振兴在线教育平台,活动层面创新“农民丰收节+”文化载体,人才层面培育“新乡贤”教育骨干。重点开发基于AR技术的沉浸式教育产品,运用大数据分析农民群体的认知偏好与接受规律。
(三)利益联结:完善教育激励机制
物质利益与思想认同的辩证关系贯穿百年教育实践。当前需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农民参与教育培训与集体收益分配挂钩。在土地流转、宅基地入市等改革中设立“教育积分”制度,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政策学习的农民给予相应权益增值奖励。建立教育培训与信用体系联动机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小额信贷的信用评级依据。
(四)主体培育: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是教育实效的根本保障。推广“参与式教育”模式,在教育培训方案制定环节,建立村民议事会民主决策机制。在实施环节推行“农民讲师团”制度,选拔培养本土教育骨干。在评估环节引入第三方满意度调查。重点培育三类新型主体,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数字农民”、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职业农民”、传承乡土文化的“新乡贤”群体。
三、结语
百年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史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史,也是乡村社会现代转型的缩影。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要求,需要将历史经验转化为制度创新,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农民教育体系。通过思想引领、文化浸润、技术赋能的三重驱动,培育有理想、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群体,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持久精神动力和人才支撑。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