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
廉洁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与底线,那么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从篆书始,“廉”的字形就是一个“广”字加一个“兼”字。《说文解字》解释为“廉,庂也”,从造字的本源来看,“廉”就是指房屋厅堂上有棱有角的横梁。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就与“坚韧”和“正直”等概念相关。在《论语》《礼记》等儒家文献中已经将“廉”与个人的道德品质相关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廉”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廉洁也逐渐合用,增添了“清正”的内涵。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程中,“廉洁”逐渐渗透进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观念激励着中国人走过了沧桑巨变,一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语》中记载:“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因《论语》上下文语句背景的缺乏,在不同词句的训释以及义理的阐发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具体到此章,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廉为其本义的延伸,用以形容人的美好品德,与后文的“忿戾”也就是蛮横无理相对。但是廉的具体所指,部分学者认为是“严厉”“不可触犯”,有的学者则解释为“严以律己”。无论如何,“廉”已经从单纯描绘器物的名词,逐渐变成与儒家“君子”之美息息相关的形容词。而到了儒家另一经典文献《礼记》中,“廉”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大大提高。《礼记·礼运》中提到“大臣法,小臣廉”,明确将为政廉洁与国家合理运行的最高秩序——“礼”联系起来,儒家认为从政不守“廉”与不守“法”都是不守“礼”的重要表现,以这种方式治理国家就如同农民耕田而不使用农具一般荒谬。在此处提到的“廉”,其实就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从政廉洁”之“廉”无异了。《礼运》内容来源于战国初期,大致在战国晚期整理成书。从春秋到战国,“廉”逐渐又从一个简单的词变为儒家所提倡的治国理政所不可缺失的重要品质。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传统早期廉政思想从未缺席,逐步在百家争鸣的大潮中发生发展,并最终被“廉”和“廉洁”等词所统摄。
《论语》中讲治国理政,最首要的就是“为政以德”,一个人的品行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对于普通人是这样,从政者亦是如此。在儒家看来,德行对从政者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道德高尚的人治理国家,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用严格的政令与法律也能够治理好国家,这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从政修德正是儒家重视廉政提倡廉洁的思想根基,这不仅契合了周朝“六廉”官员考核标准中的“廉善”与“廉正”,也对我们今天有着十分深远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之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还看到了从政者的贪欲对整个社会都存在着恶劣的影响。鲁国的贵族季康子曾问孔子如何治理盗匪,孔子回答道:“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也就是说,如果季康子之类的贵族对财物没有欲望,即使是奖励人们盗窃,人们也依然不会去做。孔子的这种希望从政者摒弃欲望的思想,《论语》中虽然没有用一个明确的词来概括,但其内涵毫无疑问能够与现代廉政思想相融通。不仅如此,《论语》还揭示了从政所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便是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加强国防,各种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都要以百姓为念,这正是仁政的核心,“廉”也无出其右。“于民有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我们今人的政治智慧。在当今这个时代,中国共产党正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我们的廉政建设就是为了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无疑是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论语》《礼记》等传世文献之中蕴含着廉政思想,出土文献中同样有着更为直观详尽的史料,证明我国政治思想的高度成熟与博大精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有《从政》篇,内容涉及君子为政与修身的要求,这与儒家思想高度契合。《从政》篇中有“四毋”可以与《论语》相呼应,有所不同的是,它明确提出了“毋贪”“为利枉事,则贪”。因为利益而牺牲了事情的大局,就是“贪”,作为从政者应该把摒弃贪念作为自己的政治原则之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有《邦家之政》篇,其内容是假托孔子与执政者进行对话,此篇最主要的政治思想之一就是要节俭。“宫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礼菲,□□□□□□□其味不齐。”简文中的孔子认为,优秀的从政者应该向尧舜等上古圣王学习,宫室满足居住的使用即可,所用器具也应该量少而精悍,礼仪规范则应该抓住最精髓的部分。总之,戒奢崇俭是施行仁政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思想与墨家的“节用”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现代人常常讲的清廉也就是清正廉洁,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根植于中国早期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思想源头就是以早期儒家“毋贪”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智慧。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廉洁”超越了地域、种族与文化的差别,是全人类共同的政治追求,中华民族在发展道路上,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从未停止过谋求政治廉洁的脚步。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中有“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这句话伴随了中国古代读书人两千余年。在今天,我们正在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由古至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公正廉洁都是相互交织的。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追求廉洁,廉洁又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廉洁精神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各种问题,才能共创公平正义的美好明天。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文庙书院与礼乐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系孔子研究院院级课题“上博简‘礼记类’文献与《论语》对比研究”(25KZYJY13)阶段性研究成果)
廉洁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与底线,那么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它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从篆书始,“廉”的字形就是一个“广”字加一个“兼”字。《说文解字》解释为“廉,庂也”,从造字的本源来看,“廉”就是指房屋厅堂上有棱有角的横梁。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就与“坚韧”和“正直”等概念相关。在《论语》《礼记》等儒家文献中已经将“廉”与个人的道德品质相关联。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廉”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廉洁也逐渐合用,增添了“清正”的内涵。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程中,“廉洁”逐渐渗透进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观念激励着中国人走过了沧桑巨变,一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语》中记载:“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因《论语》上下文语句背景的缺乏,在不同词句的训释以及义理的阐发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具体到此章,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廉为其本义的延伸,用以形容人的美好品德,与后文的“忿戾”也就是蛮横无理相对。但是廉的具体所指,部分学者认为是“严厉”“不可触犯”,有的学者则解释为“严以律己”。无论如何,“廉”已经从单纯描绘器物的名词,逐渐变成与儒家“君子”之美息息相关的形容词。而到了儒家另一经典文献《礼记》中,“廉”的地位与作用已经大大提高。《礼记·礼运》中提到“大臣法,小臣廉”,明确将为政廉洁与国家合理运行的最高秩序——“礼”联系起来,儒家认为从政不守“廉”与不守“法”都是不守“礼”的重要表现,以这种方式治理国家就如同农民耕田而不使用农具一般荒谬。在此处提到的“廉”,其实就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从政廉洁”之“廉”无异了。《礼运》内容来源于战国初期,大致在战国晚期整理成书。从春秋到战国,“廉”逐渐又从一个简单的词变为儒家所提倡的治国理政所不可缺失的重要品质。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传统早期廉政思想从未缺席,逐步在百家争鸣的大潮中发生发展,并最终被“廉”和“廉洁”等词所统摄。
《论语》中讲治国理政,最首要的就是“为政以德”,一个人的品行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行为,对于普通人是这样,从政者亦是如此。在儒家看来,德行对从政者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道德高尚的人治理国家,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用严格的政令与法律也能够治理好国家,这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从政修德正是儒家重视廉政提倡廉洁的思想根基,这不仅契合了周朝“六廉”官员考核标准中的“廉善”与“廉正”,也对我们今天有着十分深远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之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还看到了从政者的贪欲对整个社会都存在着恶劣的影响。鲁国的贵族季康子曾问孔子如何治理盗匪,孔子回答道:“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也就是说,如果季康子之类的贵族对财物没有欲望,即使是奖励人们盗窃,人们也依然不会去做。孔子的这种希望从政者摒弃欲望的思想,《论语》中虽然没有用一个明确的词来概括,但其内涵毫无疑问能够与现代廉政思想相融通。不仅如此,《论语》还揭示了从政所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便是取信于民。“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加强国防,各种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都要以百姓为念,这正是仁政的核心,“廉”也无出其右。“于民有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我们今人的政治智慧。在当今这个时代,中国共产党正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我们的廉政建设就是为了更好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无疑是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论语》《礼记》等传世文献之中蕴含着廉政思想,出土文献中同样有着更为直观详尽的史料,证明我国政治思想的高度成熟与博大精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有《从政》篇,内容涉及君子为政与修身的要求,这与儒家思想高度契合。《从政》篇中有“四毋”可以与《论语》相呼应,有所不同的是,它明确提出了“毋贪”“为利枉事,则贪”。因为利益而牺牲了事情的大局,就是“贪”,作为从政者应该把摒弃贪念作为自己的政治原则之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有《邦家之政》篇,其内容是假托孔子与执政者进行对话,此篇最主要的政治思想之一就是要节俭。“宫室小卑以迫,其器小而粹,其礼菲,□□□□□□□其味不齐。”简文中的孔子认为,优秀的从政者应该向尧舜等上古圣王学习,宫室满足居住的使用即可,所用器具也应该量少而精悍,礼仪规范则应该抓住最精髓的部分。总之,戒奢崇俭是施行仁政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思想与墨家的“节用”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现代人常常讲的清廉也就是清正廉洁,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根植于中国早期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思想源头就是以早期儒家“毋贪”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智慧。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廉洁”超越了地域、种族与文化的差别,是全人类共同的政治追求,中华民族在发展道路上,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从未停止过谋求政治廉洁的脚步。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中有“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这句话伴随了中国古代读书人两千余年。在今天,我们正在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由古至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公正廉洁都是相互交织的。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追求廉洁,廉洁又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廉洁精神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各种问题,才能共创公平正义的美好明天。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文庙书院与礼乐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本文系孔子研究院院级课题“上博简‘礼记类’文献与《论语》对比研究”(25KZYJY1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