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入影响全球经济结构,算力逐渐被视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之一。从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到数字孪生技术的广泛应用,从智能制造的实施到智慧城市的构建,算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战略地位已被提升至国家竞争力层面,算力日益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重要方向。算力的提升在赋能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众多行业带来杠杆效应,被视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从全球范围看,许多国家的算力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往往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趋势。算力提升的时代意义是显著的,而要准确把握算力的历史方位与未来走向,则要将其升维于人类劳动工具演进与社会形态变迁的宏大历史叙事之中。
一、数字经济时代下定义“算力”:新质生产力与国家竞争力
算力也被称为计算力,是衡量生产工具对数据处理能力的统称,广泛存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各种设备中。从狭义的角度理解算力的内涵,算力是设备通过处理数据,实现特定结果输出的计算能力。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在《计算过程》中对算力进行定义:算力是设备根据内部状态的改变,每秒可处理的信息数据量。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认为,“算力”包含五个方面:一是计算速度,芯片、服务器、计算机、超算系统都反映这方面的能力；二是算法；三是大数据存储量；四是通讯能力,包括5G基站多少、通讯的速度、延滞、带宽、可靠性、能耗；五是云计算服务能力,包括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的数量。
从广义的角度看,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计算能力的进步。纵观算力发展史,其演进的根本动力在于计算架构与核心器件的革新。这一历程从纯粹的人力与模拟器械,逐步过渡到以电子管、晶体管为标志的电子计算,并最终迈入以微处理器和高密度集成电路为核心的现代计算时代。随着芯片集成度的飞跃与通信技术的进步,算力呈现出多样化的架构,深度融合并根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李正茂在《论算力时代的三定律》中提出,算力第一定律即时代定律:算力就是生产力。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成为当前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新质生产力。算力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模式和科研范式,而且越来越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座。当下,算力已超越传统计算范畴,升维为触手可及的泛在基础能力。
纵观历次技术革命,其最深刻的印记莫过于对生产力的重新布局,并由此编织出一张定义时代的基础设施网络。蒸汽时代的“铁路网”重塑了地理与经济的时空格局；电气时代的“电网”将标准化的能源变为社会“血脉”,奠定了现代工业与生活的基石；紧随其后的互联网时代,则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球的“信息网”,首次实现了数据的低成本、远距离、自由流动,为数字经济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今,我们正步入算力时代,正在编织一张更为宏大与智能的“算力网”。这张“网”正在将计算能力如同水电一般,按需、高效、泛在地供给千行百业,成为支撑智能社会运行的新一代核心基础设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随着全球智能化浪潮的加速推进,以算力为核心的科技竞争已攀升至大国战略竞争的新前沿,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与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标尺。
在数字时代,算力不仅是运行应用的基础资源,更是直接赋能科学研究、产业升级与军事装备的核心动能,这使其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大国之间竞争的主战场。为发挥算力驱动经济发展的强大效力,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各国攻守兼备,一方面战略性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法规构建竞争壁垒。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发布《科学:无尽的前沿》,确立基础研究优先地位,摆脱对欧洲的依赖；2021年《NSF未来法案》计划10年内将联邦投资从1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领域；2025年特朗普签署《加速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联邦许可》,放宽数据中心建设限制,加速算力基础设施扩张。欧盟在2018年发布《欧洲高性能计算共同计划》,建设一体化百亿亿次超级计算设施；2025年发布《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投资超100亿欧元升级算力设施。日本以国家需求为中心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加大对半导体与人工智能产业的投入,于2022年制定《实现数字社会的重点计划》,支撑数字社会所需技术。在顶层设计的指挥下,各国在算力关键领域激烈角逐、攻城略地,对先进制程芯片的争夺,对依赖庞大算力训练的AI大模型的你追我赶,对量子计算等颠覆性算力的超前布局,正在定义着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基本格局。
二、算力的赋能效应与杠杆效应
早期的“算力”概念并未与经济领域形成紧密联系,而是主要与超级计算机硬件技术指标相联系,作为一个在科研领域中扮演纯粹性术语角色的概念,而非作为驱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要素和衡量指标。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社会数字化进程的深入,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数据量极速膨胀,算力也开始被视为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和各行业发展的核心动能。在此背景下,算力的作用从科研领域加速外溢至日常生活领域,其经济效益愈发显性。算力正逐渐从一种较为专用的技术要素,转变为日益凸显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驱动力量。算力不仅正在催生新的全球竞争维度,也为传统产业竞争力的重塑与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算力关键地位的凸显,最直观地反映于其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倍增效应和长期性。算力的大规模运用能够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并促进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高效协同,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不断优化,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降低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本。此外,通过“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重构算力资源的空间布局,将东部需求引导至西部,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大幅提升整体经济效率。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算力发展指数白皮书(2021年)》统计,2020年我国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算力产业规模达到2万亿元,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7万亿元,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6.3万亿元,即在算力中每投入1元,将带动3-4元经济产出。算力对经济增长的驱动,直接赋能于经济总产出。2016-2020年期间,我国算力规模平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数字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GDP增长0.2个百分点。其发布的《算力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显示,2017年至2022年仅考察算力规模的变动对GDP影响作用,算力规模每提升1%,会对应带动GDP提升0.426‰。全球范围内,各国算力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GDP、数字经济与算力之间具有关联性和相互拉动作用,算力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倍增效应和长期性。根据《2021-2022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的统计,当一个国家的计算力指数达到40分以上时,计算力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推动力将增加1.5倍,而当计算力指数达到60分以上时,计算力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对于GDP增长的推动力将提高到3倍。算力正在从后台的潜在技术要素转变为前台核心驱动力,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倍增效应使其成为塑造国家、地区与企业未来持久竞争力的显性动力。
算力的进步在赋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众多领域带来杠杆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阶段人工智能、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数据要素爆炸式增长和算法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催生了对算力规模、算力能力等需求的结构升级。通过硬件加速(如GPU、存算一体芯片)、算法优化(如AI模型压缩)和基础设施创新(如液冷技术),计算效率直接呈现出指数级提升,算力跨越式增长成为现实。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球算力总规模达到910百亿亿次/秒(EFLOPS),同比增长40%。国际数据公司(IDC)与浪潮信息联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725.3百亿亿次/秒(EFLOPS),同比增长74.1%。从全球视野来看,我国算力增速领跑全球,在整体规模上已形成显著优势,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构建好扎实基础。算力的提升又反向支撑了应用的创新,从而实现了技术的升级换代、应用的创新发展、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和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受底层技术的融合发展及加速成熟影响,应用场景也从通用场景进一步拓展到行业场景。
受算力投入带来的数字化智能技术加持的直接影响,算力架构持续优化升级,其体系迭代为包括制造、交通、医疗、能源等在内的多个行业带来显著的杠杆效应,具体表现在产业产值增长、生产效率提升、商业模式创新、用户体验优化等方面。在工业生产领域,算力将传统工业化生产的机器和流程升级为可计算、可调整、可预测的数字化模型,驱动生产迈向高水平智能化和自动化。例如,汽车制造企业利用高性能算力平台支持整车仿真业务,显著缩短研发周期,优化生产流程,增强了产业供应链韧性,在降本增效的同时实现了提质与创新。在生物医药领域,算力使精准医疗和现代生物医疗创新更具可能性,将传统医疗中耗时耗力的生命体复杂病理过程分析,转变为可模拟和预测的数字模型,进一步驱动生物医药研发的高效性和精准化。例如,基因测序时长和新药研发鉴定周期因算力提升而大幅度缩短,AI平台对临床、定价、法规等海量数据的整合,将原本依赖手动和经验、耗时数月的市场准入分析工作,缩短到几分钟内完成,让新药能更快地服务于患者,有效促进全民健康水平的飞跃。在网络通信领域,基于算力的资源分配算法使频谱利用率提升,降低了干扰,算力支持的优化方案大幅提高了网络能效。算力打破了传统智能通信的连接属性,使网络从原本单一的数据传输通道演变为可感知和分析的开放平台和智能系统,从而实现了网络海量资源的高效弹性供给。例如,通过智能流量调度与优化,确保关键网络业务如远程会议等畅通无阻,通过自动化运维,提前预测软件故障,避免网络稳定性失效。在金融领域,算力驱动金融从经验化迈向普惠化和智能化,使微秒级和纳秒级交易成为可能。金融机构在数据处理上利用AI算力构建风险评估模型,高效处理复杂数据,将风险从事后反应转变为事前预测和事中拦截,实现了交易风险的有效管控。
“计算+”正以其显著的杠杆效应,通过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与民生福祉等关键路径,系统性地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算力投入不仅带来直接效益,更通过层层传导与放大,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乘数因子”。加快部署算力基础设施,在关键技术领域便可能实现非对称突破,从而塑造面向未来的国家技术优势。
三、算力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
在廓清算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并剖析其对于经济增长的赋能效应与产业升级的杠杆作用之后,对算力的认识有必要从具体的技术与经济层面,上升到人类劳动工具演进与社会形态变迁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加以审视。算力的勃兴,并非一次孤立的技术飞跃,而是社会生产力在数字化维度的深刻质变,它遵循并印证着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生产工具的变革最终将重塑生产方式。要准确把握算力的历史方位与未来走向,就需将其从当代的科技现象,升维为一种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进行审视的、具有一般性的物质生产活动。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与其他生物依靠本能摄取自然资源的方式不同,人类是以自己的智力,依靠群体的力量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因此,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独有的实践活动。正是这一活动使人类从一般动物界脱颖而出,社会性与智慧性是人类发展道路的特征。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经历了人力时代、畜力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在相互交叠中,使人类社会的农业、工业、信息产业和数字产业形成并持续发展。连续演化着的生产工具在成为人类“技术义肢”的同时,也在不断解放着人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以算力为核心生产力的数字时代,不少简单重复的脑力劳动已经被人工智能替代,并体现出替代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的趋势。这是与此前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产业革命的显著不同之处。但是,在本质上,运用算力进行生产仍然属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算力生产与过去所有的生产形式一样,最终目的是通过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从而满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机器大生产是替代劳动的劳动,算力生产的关键在于替代了什么劳动。人类的物质生产是通过劳动过程来实现的,算力生产是人类的劳动形式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一物质变换过程是在人类的智慧支配下实现的。劳动是构成劳动过程中的要素,算力则是劳动过程的另外一个要素。劳动过程的结果是使自然界按照人的需要发生变化,形成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产品。没有人类的劳动,算力架构就是一堆死物,就没有自然界积极的变化,就没有物质生产,所以在算力生产中,劳动居于主导、首要的地位。因此,算力生产即使可以代替普通的生产劳动,它也是代替劳动的劳动。
在物质生产中,人们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手段,并且运用这些物质手段把自己的劳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以实现自己的价值需求,达到生产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的目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叫作劳动资料或劳动手段。劳动资料以各种形式延伸、扩展了人类的感官和肢体,从而使人类可以超越自己感官和肢体的生理能力来改造外部世界。芯片、设备和软件组成的算力架构在本质上属于劳动资料,是人类大脑的“技术义肢”,是对大脑智力的模拟。算力架构并不是为了模拟人类智力而模拟,模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替代人类大脑去完成物质生产的相关任务。算力架构作为劳动资料为人类扩展自身的物质生产能力开辟了无限的发展空间。算力架构所实现的卓越性能,其根源在于对人类智慧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与思维逻辑的深刻编码与运用。因此,算力在某些领域超越人类自身的生物智力极限,并非是对人类智慧的贬低或取代；恰恰相反,这种超越正是人类智慧非凡创造力与主体性的最有力印证。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智慧能力与意义的崇高体现。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两个方面,任何生产过程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告诉生产关系如何组织,生产关系告诉生产力以怎样的状态发展,是被促进的状态还是被阻滞的状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如果僵化地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会被赋予一种绝对正确的地位,会认为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活动就是正确的,而不论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性质。这种僵化的观点具有不彻底性,是片面的,是静止视角下的观念。社会生产力这一范畴反映的是人类获取物质资料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人是能动的、活跃的、起主导作用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人们实践活动所推动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进行生产,生产活动具有社会性。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引用约翰·穆勒的话:“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因此,相应的物质利益关系也决定着既定生产力的使用性质和发展方向。静态地谈论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发展作为唯一的正确标准,必然忽略生产力的使用性质和发展方向。
算力作为社会生产力,同样也有着使用性质和发展方向。如果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拥有先进算力技术的高科技企业往往通过技术壁垒与市场支配地位,形成对算力资源的集中控制。通过算法推荐、数据分析和智能推送等技术手段,持续塑造并引导社会需求走向,进而创造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最终实现获取高额剩余价值的终极目标。这一过程使得少数技术巨头在实质上掌握着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话语权,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与价值取向。在算力驱动的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的背景下,技术对传统劳动岗位的替代效应日益凸显。当算法模型能够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完成原本由人类承担的复杂劳动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便难以避免。如果缺乏相应的社会政策缓冲,这种因技术替代而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不仅造成失业人口数量的增加,更可能在短时期内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引发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从长远来看,这种以牺牲就业与社会稳定为代价的技术进步路径,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发展模式所暴露的矛盾,本质上并非源于算力技术本身,而是特定生产关系下技术使用方向与社会化利益分离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算力生产则体现出价值共享的使用性质。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核心生产力的算力,在推动我国产业现代化和劳动过程现代化的同时,具备人民性、全面性、共享性的特征。其人民性特征体现在算力基础设施的普遍接入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确保技术进步成果能为最广大民众所共享；全面性特征表现为算力与实体经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非局限于少数垄断性领域；共享性特征则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收益分配机制创新,使劳动者能够合理分享算力创造的增长红利。例如,我国正在推进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不仅着眼于计算效率的提升,更注重区域协同发展和数字鸿沟的弥合,通过“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技术应用层面,算力不是简单替代人类劳动,而是通过重塑劳动过程,将劳动者从重复性、危险性作业中解放出来,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劳动形态；在分配层面,算力创造的社会财富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机制,为劳动者终身学习与技能转型提供支持,缓解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就业压力；在治理层面,算力支撑的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正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和可及性,增强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算力发展被赋予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和制度约束。
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算力应用的鲜明对比,深刻揭示了技术发展路径的社会建构性。算力作为当代关键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本质上并不由技术内在属性单向决定,而是受到特定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形态的深刻塑造。这一认识促使我们必须超越技术决定论的简单叙事,转而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反作用的辩证视角,审视算力发展的社会条件与制度保障。
四、结语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其深远影响已渗透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算力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标志,更是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重塑的重要驱动力。算力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于构建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确保算力进步与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统一,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相契合,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协调。只有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算力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而非加剧分化对立的异己力量。我国的算力发展实践已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的推进,体现了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制度能力,展现出一条技术赋能与社会进步相互促进的发展路径。放眼未来,算力发展的衡量标准应当超越传统的技术指标,建立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发展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算力的终极价值不在于计算速度的提升,而在于其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生活的赋能能力。只有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算力才能从单纯的技术工具升华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2年天津师范大学深入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项目“‘算力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52WT2243)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数字经济时代下定义“算力”:新质生产力与国家竞争力
算力也被称为计算力,是衡量生产工具对数据处理能力的统称,广泛存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各种设备中。从狭义的角度理解算力的内涵,算力是设备通过处理数据,实现特定结果输出的计算能力。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在《计算过程》中对算力进行定义:算力是设备根据内部状态的改变,每秒可处理的信息数据量。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认为,“算力”包含五个方面:一是计算速度,芯片、服务器、计算机、超算系统都反映这方面的能力；二是算法；三是大数据存储量；四是通讯能力,包括5G基站多少、通讯的速度、延滞、带宽、可靠性、能耗；五是云计算服务能力,包括数据处理中心服务器的数量。
从广义的角度看,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计算能力的进步。纵观算力发展史,其演进的根本动力在于计算架构与核心器件的革新。这一历程从纯粹的人力与模拟器械,逐步过渡到以电子管、晶体管为标志的电子计算,并最终迈入以微处理器和高密度集成电路为核心的现代计算时代。随着芯片集成度的飞跃与通信技术的进步,算力呈现出多样化的架构,深度融合并根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李正茂在《论算力时代的三定律》中提出,算力第一定律即时代定律:算力就是生产力。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成为当前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新质生产力。算力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模式和科研范式,而且越来越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座。当下,算力已超越传统计算范畴,升维为触手可及的泛在基础能力。
纵观历次技术革命,其最深刻的印记莫过于对生产力的重新布局,并由此编织出一张定义时代的基础设施网络。蒸汽时代的“铁路网”重塑了地理与经济的时空格局；电气时代的“电网”将标准化的能源变为社会“血脉”,奠定了现代工业与生活的基石；紧随其后的互联网时代,则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球的“信息网”,首次实现了数据的低成本、远距离、自由流动,为数字经济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今,我们正步入算力时代,正在编织一张更为宏大与智能的“算力网”。这张“网”正在将计算能力如同水电一般,按需、高效、泛在地供给千行百业,成为支撑智能社会运行的新一代核心基础设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信息通信网络、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和数智化改造。随着全球智能化浪潮的加速推进,以算力为核心的科技竞争已攀升至大国战略竞争的新前沿,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与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标尺。
在数字时代,算力不仅是运行应用的基础资源,更是直接赋能科学研究、产业升级与军事装备的核心动能,这使其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大国之间竞争的主战场。为发挥算力驱动经济发展的强大效力,抢占经济发展制高点,各国攻守兼备,一方面战略性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法规构建竞争壁垒。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发布《科学:无尽的前沿》,确立基础研究优先地位,摆脱对欧洲的依赖；2021年《NSF未来法案》计划10年内将联邦投资从1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领域；2025年特朗普签署《加速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联邦许可》,放宽数据中心建设限制,加速算力基础设施扩张。欧盟在2018年发布《欧洲高性能计算共同计划》,建设一体化百亿亿次超级计算设施；2025年发布《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投资超100亿欧元升级算力设施。日本以国家需求为中心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加大对半导体与人工智能产业的投入,于2022年制定《实现数字社会的重点计划》,支撑数字社会所需技术。在顶层设计的指挥下,各国在算力关键领域激烈角逐、攻城略地,对先进制程芯片的争夺,对依赖庞大算力训练的AI大模型的你追我赶,对量子计算等颠覆性算力的超前布局,正在定义着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基本格局。
二、算力的赋能效应与杠杆效应
早期的“算力”概念并未与经济领域形成紧密联系,而是主要与超级计算机硬件技术指标相联系,作为一个在科研领域中扮演纯粹性术语角色的概念,而非作为驱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要素和衡量指标。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社会数字化进程的深入,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数据量极速膨胀,算力也开始被视为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和各行业发展的核心动能。在此背景下,算力的作用从科研领域加速外溢至日常生活领域,其经济效益愈发显性。算力正逐渐从一种较为专用的技术要素,转变为日益凸显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驱动力量。算力不仅正在催生新的全球竞争维度,也为传统产业竞争力的重塑与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算力关键地位的凸显,最直观地反映于其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倍增效应和长期性。算力的大规模运用能够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并促进技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高效协同,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不断优化,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降低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本。此外,通过“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重构算力资源的空间布局,将东部需求引导至西部,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大幅提升整体经济效率。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算力发展指数白皮书(2021年)》统计,2020年我国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算力产业规模达到2万亿元,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1.7万亿元,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6.3万亿元,即在算力中每投入1元,将带动3-4元经济产出。算力对经济增长的驱动,直接赋能于经济总产出。2016-2020年期间,我国算力规模平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数字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GDP增长0.2个百分点。其发布的《算力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显示,2017年至2022年仅考察算力规模的变动对GDP影响作用,算力规模每提升1%,会对应带动GDP提升0.426‰。全球范围内,各国算力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GDP、数字经济与算力之间具有关联性和相互拉动作用,算力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倍增效应和长期性。根据《2021-2022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的统计,当一个国家的计算力指数达到40分以上时,计算力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推动力将增加1.5倍,而当计算力指数达到60分以上时,计算力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对于GDP增长的推动力将提高到3倍。算力正在从后台的潜在技术要素转变为前台核心驱动力,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倍增效应使其成为塑造国家、地区与企业未来持久竞争力的显性动力。
算力的进步在赋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众多领域带来杠杆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阶段人工智能、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数据要素爆炸式增长和算法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催生了对算力规模、算力能力等需求的结构升级。通过硬件加速(如GPU、存算一体芯片)、算法优化(如AI模型压缩)和基础设施创新(如液冷技术),计算效率直接呈现出指数级提升,算力跨越式增长成为现实。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球算力总规模达到910百亿亿次/秒(EFLOPS),同比增长40%。国际数据公司(IDC)与浪潮信息联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达725.3百亿亿次/秒(EFLOPS),同比增长74.1%。从全球视野来看,我国算力增速领跑全球,在整体规模上已形成显著优势,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构建好扎实基础。算力的提升又反向支撑了应用的创新,从而实现了技术的升级换代、应用的创新发展、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和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受底层技术的融合发展及加速成熟影响,应用场景也从通用场景进一步拓展到行业场景。
受算力投入带来的数字化智能技术加持的直接影响,算力架构持续优化升级,其体系迭代为包括制造、交通、医疗、能源等在内的多个行业带来显著的杠杆效应,具体表现在产业产值增长、生产效率提升、商业模式创新、用户体验优化等方面。在工业生产领域,算力将传统工业化生产的机器和流程升级为可计算、可调整、可预测的数字化模型,驱动生产迈向高水平智能化和自动化。例如,汽车制造企业利用高性能算力平台支持整车仿真业务,显著缩短研发周期,优化生产流程,增强了产业供应链韧性,在降本增效的同时实现了提质与创新。在生物医药领域,算力使精准医疗和现代生物医疗创新更具可能性,将传统医疗中耗时耗力的生命体复杂病理过程分析,转变为可模拟和预测的数字模型,进一步驱动生物医药研发的高效性和精准化。例如,基因测序时长和新药研发鉴定周期因算力提升而大幅度缩短,AI平台对临床、定价、法规等海量数据的整合,将原本依赖手动和经验、耗时数月的市场准入分析工作,缩短到几分钟内完成,让新药能更快地服务于患者,有效促进全民健康水平的飞跃。在网络通信领域,基于算力的资源分配算法使频谱利用率提升,降低了干扰,算力支持的优化方案大幅提高了网络能效。算力打破了传统智能通信的连接属性,使网络从原本单一的数据传输通道演变为可感知和分析的开放平台和智能系统,从而实现了网络海量资源的高效弹性供给。例如,通过智能流量调度与优化,确保关键网络业务如远程会议等畅通无阻,通过自动化运维,提前预测软件故障,避免网络稳定性失效。在金融领域,算力驱动金融从经验化迈向普惠化和智能化,使微秒级和纳秒级交易成为可能。金融机构在数据处理上利用AI算力构建风险评估模型,高效处理复杂数据,将风险从事后反应转变为事前预测和事中拦截,实现了交易风险的有效管控。
“计算+”正以其显著的杠杆效应,通过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与民生福祉等关键路径,系统性地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算力投入不仅带来直接效益,更通过层层传导与放大,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乘数因子”。加快部署算力基础设施,在关键技术领域便可能实现非对称突破,从而塑造面向未来的国家技术优势。
三、算力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
在廓清算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并剖析其对于经济增长的赋能效应与产业升级的杠杆作用之后,对算力的认识有必要从具体的技术与经济层面,上升到人类劳动工具演进与社会形态变迁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加以审视。算力的勃兴,并非一次孤立的技术飞跃,而是社会生产力在数字化维度的深刻质变,它遵循并印证着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生产工具的变革最终将重塑生产方式。要准确把握算力的历史方位与未来走向,就需将其从当代的科技现象,升维为一种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进行审视的、具有一般性的物质生产活动。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与其他生物依靠本能摄取自然资源的方式不同,人类是以自己的智力,依靠群体的力量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因此,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独有的实践活动。正是这一活动使人类从一般动物界脱颖而出,社会性与智慧性是人类发展道路的特征。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经历了人力时代、畜力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在相互交叠中,使人类社会的农业、工业、信息产业和数字产业形成并持续发展。连续演化着的生产工具在成为人类“技术义肢”的同时,也在不断解放着人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以算力为核心生产力的数字时代,不少简单重复的脑力劳动已经被人工智能替代,并体现出替代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的趋势。这是与此前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产业革命的显著不同之处。但是,在本质上,运用算力进行生产仍然属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算力生产与过去所有的生产形式一样,最终目的是通过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从而满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机器大生产是替代劳动的劳动,算力生产的关键在于替代了什么劳动。人类的物质生产是通过劳动过程来实现的,算力生产是人类的劳动形式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一物质变换过程是在人类的智慧支配下实现的。劳动是构成劳动过程中的要素,算力则是劳动过程的另外一个要素。劳动过程的结果是使自然界按照人的需要发生变化,形成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产品。没有人类的劳动,算力架构就是一堆死物,就没有自然界积极的变化,就没有物质生产,所以在算力生产中,劳动居于主导、首要的地位。因此,算力生产即使可以代替普通的生产劳动,它也是代替劳动的劳动。
在物质生产中,人们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手段,并且运用这些物质手段把自己的劳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以实现自己的价值需求,达到生产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的目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叫作劳动资料或劳动手段。劳动资料以各种形式延伸、扩展了人类的感官和肢体,从而使人类可以超越自己感官和肢体的生理能力来改造外部世界。芯片、设备和软件组成的算力架构在本质上属于劳动资料,是人类大脑的“技术义肢”,是对大脑智力的模拟。算力架构并不是为了模拟人类智力而模拟,模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替代人类大脑去完成物质生产的相关任务。算力架构作为劳动资料为人类扩展自身的物质生产能力开辟了无限的发展空间。算力架构所实现的卓越性能,其根源在于对人类智慧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与思维逻辑的深刻编码与运用。因此,算力在某些领域超越人类自身的生物智力极限,并非是对人类智慧的贬低或取代；恰恰相反,这种超越正是人类智慧非凡创造力与主体性的最有力印证。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智慧能力与意义的崇高体现。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两个方面,任何生产过程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告诉生产关系如何组织,生产关系告诉生产力以怎样的状态发展,是被促进的状态还是被阻滞的状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如果僵化地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会被赋予一种绝对正确的地位,会认为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活动就是正确的,而不论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性质。这种僵化的观点具有不彻底性,是片面的,是静止视角下的观念。社会生产力这一范畴反映的是人类获取物质资料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人是能动的、活跃的、起主导作用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人们实践活动所推动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进行生产,生产活动具有社会性。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引用约翰·穆勒的话:“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因此,相应的物质利益关系也决定着既定生产力的使用性质和发展方向。静态地谈论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发展作为唯一的正确标准,必然忽略生产力的使用性质和发展方向。
算力作为社会生产力,同样也有着使用性质和发展方向。如果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拥有先进算力技术的高科技企业往往通过技术壁垒与市场支配地位,形成对算力资源的集中控制。通过算法推荐、数据分析和智能推送等技术手段,持续塑造并引导社会需求走向,进而创造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最终实现获取高额剩余价值的终极目标。这一过程使得少数技术巨头在实质上掌握着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话语权,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与价值取向。在算力驱动的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的背景下,技术对传统劳动岗位的替代效应日益凸显。当算法模型能够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完成原本由人类承担的复杂劳动时,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便难以避免。如果缺乏相应的社会政策缓冲,这种因技术替代而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不仅造成失业人口数量的增加,更可能在短时期内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引发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从长远来看,这种以牺牲就业与社会稳定为代价的技术进步路径,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发展模式所暴露的矛盾,本质上并非源于算力技术本身,而是特定生产关系下技术使用方向与社会化利益分离的表现。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算力生产则体现出价值共享的使用性质。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核心生产力的算力,在推动我国产业现代化和劳动过程现代化的同时,具备人民性、全面性、共享性的特征。其人民性特征体现在算力基础设施的普遍接入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确保技术进步成果能为最广大民众所共享；全面性特征表现为算力与实体经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非局限于少数垄断性领域；共享性特征则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收益分配机制创新,使劳动者能够合理分享算力创造的增长红利。例如,我国正在推进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不仅着眼于计算效率的提升,更注重区域协同发展和数字鸿沟的弥合,通过“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技术应用层面,算力不是简单替代人类劳动,而是通过重塑劳动过程,将劳动者从重复性、危险性作业中解放出来,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劳动形态；在分配层面,算力创造的社会财富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再分配机制,为劳动者终身学习与技能转型提供支持,缓解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就业压力；在治理层面,算力支撑的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正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性和可及性,增强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算力发展被赋予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和制度约束。
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算力应用的鲜明对比,深刻揭示了技术发展路径的社会建构性。算力作为当代关键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本质上并不由技术内在属性单向决定,而是受到特定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形态的深刻塑造。这一认识促使我们必须超越技术决定论的简单叙事,转而从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反作用的辩证视角,审视算力发展的社会条件与制度保障。
四、结语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其深远影响已渗透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算力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标志,更是生产关系与社会形态重塑的重要驱动力。算力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于构建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确保算力进步与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相统一,与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相契合,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协调。只有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算力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而非加剧分化对立的异己力量。我国的算力发展实践已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的推进,体现了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制度能力,展现出一条技术赋能与社会进步相互促进的发展路径。放眼未来,算力发展的衡量标准应当超越传统的技术指标,建立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发展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算力的终极价值不在于计算速度的提升,而在于其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生活的赋能能力。只有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下,算力才能从单纯的技术工具升华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2022年天津师范大学深入学习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项目“‘算力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52WT224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