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这对国家治理模式提出新的要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应该得到重点研究以实现改进和创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以下着重分析“枫桥经验”理论根基,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其实践逻辑和时代价值,为实际借鉴提供支持。
一、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中国化实践
“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底色,是党在基层治理中运用群众路线的创造性转化。“枫桥经验”最突出特征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在新的时代,应从这一特征出发进一步梳理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为该经验有效转化打下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核心命题。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理论依据,当人民群众可参与社会治理并充分“发声”,相关矛盾可更好化解,避免持续存在对社会治理产生不良影响。“枫桥经验”一直坚持“为了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反对一刀切的行政命令,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强调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进行规律的提炼,在实践中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治理的闭环。其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理智慧。群众参与治理,协商、调解、教化等会成为主要方式,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可为这些方式有效开展和发挥效能提供指导,此外“德主刑辅”等理念也能为基层矛盾处理中“道德教化”为主提供方法论支持。
二、实践逻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创新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矛盾最为集中的“一公里”。新时代“枫桥经验”内蕴动力就在于持续关注基层治理的各种矛盾纠纷,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在基层治理中,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具有重要意义,可避免矛盾扩大化、严重化,而这要建立在构建完善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基础上。
治理主体来看,它革新了传统的治理方式,构成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组成的多元共治格局。多元共治并非是泛化主体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分解权力边界和资源供给来实现协同效应。从治理方式来看,它突破了传统的“被动应对”。传统的矛盾化解往往围绕“事后处置”展开,而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倡“源头治理”。这种“预防性治理”,从本质上看是在前期进行投入来节省后期处置的社会成本。也就是说,通过预防实现提升整体治理水平的目的。从治理方式来看,它实现了传统治理方式与现代技术的整合。信息技术的应用,虽然提高了治理效率,但同时又改变了治理场景。线上与线下的协同治理,使“不在场”的流动人口、异地务工人员等也能参与基层治理。在信息技术赋能下的基层治理,说到底是治理范式的转变:从“经验治理”走向“数据治理”,从“粗放管理”走向“精准服务”。在实际治理中,治理共同体中参与者要明确权责边界,然后构建支持多主体有效且有序参与的议事流程和治理结果共享机制,为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良性治理生态打下坚实基础。
三、时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治理密码
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超越了基层治理的层面,可望成为理解中国治理样态的“钥匙”。其一,“枫桥经验”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基层治理之效,最终归结为一种制度效能的微观表达。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成功在于党的领导这一基本保障。基层党组织既是治理的组织保障,又是一切资源的组织化。通过党组织,矛盾的化解得以持续延伸,这些制度的优势最终使得基层治理能够既有政治定力,又有发展活力。其二,“枫桥经验”提供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基层治理所面临的挑战性是均等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所提供的这种非对抗性、包容性的治理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基层治理的难题有着启迪的意义,立足中国实际,创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路。其三,新时代“枫桥经验”回答了人的现代性问题。基层治理最终的价值追求还是人的现代化。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保障群众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但有效化解了具体矛盾,还培育了群众的道德观念和法治素养。通过构建和谐的联结社会关系,群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就有了充足依托。这种“治理即服务”的精神实质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诠释。
四、结语
“枫桥经验”从小枫桥走向大中国,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环境下基层社会治理的优秀样本,历久弥新并不断与时俱进,紧密对接于当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枫桥经验”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与时俱进”这一理论特质和“扎根实践”的鲜明特质。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智慧传承创新。在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要注重处理好各种关系,只有领会好其理论内涵和实践精髓,才能让“枫桥经验”这个“传家宝”在新时代赓续生命,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夯实治理根基。
(作者系中共吉安市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