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共谋
马克思用“资本来到世间”揭示了现代世界的原则——资本[1]。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时代的生产资料并不具备成为资本的条件,只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流通领域工人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可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不仅实现自身价值并且创造剩余价值,可以为货币所占有其价值的保值和增值,由此成为资本。接着资本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演变为“政治和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这不仅仅是从属关系的变化[2],更是标志着资本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在不断改造旧的生产关系,使其被确立为社会上普遍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方式,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时代。
资本不仅来到或是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的关系—人与人、自然、社会—都由资本创造,没有资本作为动力,整个社会将难以运转,它奠定着现代文明的基础,“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由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练习本身的普遍占有。”资本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支撑力来主导现代社会?其根本在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生产资料与生产者分离,前者将后者的作为要素被其系统,使得后者只能附庸和服务于前者。这种支配关系的成立在于生产资源的有限性使得生产资料相对于劳动的稀缺,从而使得其拥有“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这种优势使得资本可以无偿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通过不断地增值来强化自身在生产过程和整个系统中的地位,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为活劳动本身而存在,而是为资本所存在”,资本不仅是起点更是目的与终点,进而渗透到整个人类社会。不仅资本系统内部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更加向外部扩张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空间,成为“普照光”。
资本通过其抽象的统治力量,成为主体对劳动进行支配,构成了现代形而上学的现实基础和世俗动力,即抽象的存在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了控制。资本作为价值的最高实体,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作为衡量人的参照尺度和标准,对具体的人进行剪裁和评判,使人沦为生产和交换的工具。这种抽象统治使得人的生命特质受到压抑和限制,使人的个体生命存在所具有的特殊性、差异性和个性被夷平和剪灭,从而在现实中体现了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
形而上学被视为一种抽象同一,主要因为其核心在于追求普遍性的、同一性的抽象概念,而忽视了具体事物的差异性、个别性和特殊性。首先,形而上学试图通过抽象概念来理解世界的本质,这些概念脱离了具体事物,强调的是普遍性和同一性。其次,它通过知性逻辑的方法排除差异性,抽象出最高程度的“类”概念,并将这些概念实体化为解释世界存在的统一原理。此外,形而上学追求绝对一元的本体,忽视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将一切统一于抽象概念中。
由此可见,现代形而上学是资本在观念领域的理论纲领,在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到世间后,为其作合理的辩护以消解尖锐的阶级对立,确保其统治的持久性与稳定性:在资本主义确立统治后,资本不再是血淋淋地剥削进行原始积累而是巧妙地运用形而上学在观念层面为资本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不仅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原则与资本逻辑的抽象价值同一性相契合,强调抽象的同一性,为资本提供理论支持,而且形而上学将理论与现实相分离,忽视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矛盾,为资本的抽象统治提供辩护。此外,形而上学强调普遍性和必然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适用性和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可见形而上学通过将具体矛盾抽象化,将其归结为抽象的社会力量。
二、虚无主义之为现代性的精神本质
现代性在现实领域由作为抽象存在的资本这个关键性因素开启的,在观念领域由作为抽象观念的形而上学为其谋划,资本永不满足的增值本性和形而上学基本建制中对具体的存在者的统治形式共同构成现代世界抽象化形式化的本质。“二者独立存在或相互支持,但所导致的后果是共同的:个人的自由被剥夺,个人的独立人格被压制,负责任的价值主体因此被虚无化,而随着价值主体被虚无化,使得一切价值诉求以及价值重建的努力最终必然是无根的,价值的‘被虚无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3]
传统基督教与形而上学思想要求人们服从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这种服从剥夺了个体的独立性与创造力,最终使得人类的生命力被压抑。基于这一背景,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指的是绝对价值的消亡,意味着支撑整个价值体系的核心被摧毁。当绝对价值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是价值的虚无化。资本作为新的崇拜物,在现代社会逐渐取代了宗教信仰的位置。人们不再追求超越的真理,而是依赖于抽象的经济价值和市场规律,这种变化使得人的价值感越来越脱离生命本身的经验和自由。资本的崇拜和理性形而上学的结合,使得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被工具化、抽象化,最终导致人类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深刻的怀疑与迷茫。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彼岸世界和超验的绝对价值逐渐被理性质疑。曾经无所不包、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体系变得虚无。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自身定位于绝对价值的框架内,但在其崩塌之后,人类却无法找到新的价值来引导自己。这种旧有的价值体系消亡,却无法迅速建立新的支撑点,造成了典型的虚无主义。现代社会在这种价值缺失的状态下,产生了价值多元化与价值失序的现象,且无法恢复到原有的统一价值观。这一切都是由资本主义的抽象崇拜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共同作用所引发的。
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原则,驱动一切事物围绕资本运作,在追求自我壮大和扩展时,消解了传统的超验神圣,将一切推向市场并标上价格,取而代之的是由资本塑造的经验神圣物品。同时因为资本的增值本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产进行着一刻不停地变革,“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资本的内在逻辑要求摧毁宗教及其他传统神圣事物,强调存在物的价值取决于其是否促进资本的扩张,从而内在地蕴含了虚无主义力量。此外,为了迅速获取利润,资本不断解构物品的文化和技术意义,使其迅速过时,并不断重塑新的神圣物,这种快速替代和重塑进一步强化了虚无主义倾向。资本的经济运行方式将一切存在物变得可以用金钱衡量和购买,从而消解了真实、崇高、严肃的价值,形成虚无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最终,资本通过消解传统的超验神圣,使得传统上帝之死不可避免,转而崇拜货币与资本。可见,资本通过其自我壮大和扩展的逻辑,消解和重塑神圣事物,并将一切价值归于资本的增长,从而导致了虚无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构成现代性的力量不仅来自资本的不断推动,还来自与之勾连的现代形而上学。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将“我”之“思”视为人类认识与实践之基础,使得“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哲学在它自己的土地上与哲理神学分了家,按照它自己的原则,把神学撇在一边。”[5]理性觉醒于之开启,人不再听命摆布于上帝,而是由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实践,现代性中的主体性原则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西方传统宗教和文化思想体系被康德所批判,在此基础上他对启蒙运动的思想进行了总结。他的“理性批判”经典论述使理性取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即“现代性”。黑格尔则在康德的基础上,将现代性的逻辑扩展为“主体性”——主体的理性能力,强调对理性和自主性的重视。他认为主体性是现代世界的自由原则,即精神总体性中关键方面的充分发挥:“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总之,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
主体性与理性成为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在主体的理性基础上一切都被理性所规定,“思”之所以成为可能离不开“我”这个认知主体,所以主体即一切认知的根据,“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事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本身而得到规定。”为使得主体获得自由并且扩展其认知能力,主体就必须不仅是认识还需要控制自然界,在这个要求无尽提高的情况下,人的理性能力被抬高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上,个体的人随之被降格到与物相同地位的存在——只不过是实现理性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工具。在理性精神被神话、主体自由丧失的形而上学语境中,主体性成为一切的基础和载体,包括精神或是价值,传统宗教价值体系被认知主体理性解构,理性重新成为一种迷信代行上帝的权威。传统宗教和伦理价值体系虽然瓦解,但存在在主体内部的主客体二元同一的理性绝对化使得其化身为那个被赶走的上帝,这种主体性的无上权威无异于先前信奉的超感性世界,贬低感性世界而在超感性世界寻找价值的虚无主义披上理性的外衣更加深刻地蔓延至现代社会。在价值实践中原本客观性、普遍性的价值标准与伦理原则被个体的理性或者说是主体性所取代,只是根据个体理性来选择或者判断价值,这种价值危机无疑是虚无主义的一种体现。主体性始终与现代形而上学所纠缠,现代性离不开后者的奠基与规定,其危机根植于自身的本质之中,虚无主义即现代性的本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6.
[3]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5]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集》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59.
马克思用“资本来到世间”揭示了现代世界的原则——资本[1]。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然经济时代的生产资料并不具备成为资本的条件,只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流通领域工人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可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不仅实现自身价值并且创造剩余价值,可以为货币所占有其价值的保值和增值,由此成为资本。接着资本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演变为“政治和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这不仅仅是从属关系的变化[2],更是标志着资本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在不断改造旧的生产关系,使其被确立为社会上普遍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方式,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时代。
资本不仅来到或是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的关系—人与人、自然、社会—都由资本创造,没有资本作为动力,整个社会将难以运转,它奠定着现代文明的基础,“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由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练习本身的普遍占有。”资本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支撑力来主导现代社会?其根本在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生产资料与生产者分离,前者将后者的作为要素被其系统,使得后者只能附庸和服务于前者。这种支配关系的成立在于生产资源的有限性使得生产资料相对于劳动的稀缺,从而使得其拥有“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这种优势使得资本可以无偿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通过不断地增值来强化自身在生产过程和整个系统中的地位,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为活劳动本身而存在,而是为资本所存在”,资本不仅是起点更是目的与终点,进而渗透到整个人类社会。不仅资本系统内部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更加向外部扩张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空间,成为“普照光”。
资本通过其抽象的统治力量,成为主体对劳动进行支配,构成了现代形而上学的现实基础和世俗动力,即抽象的存在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了控制。资本作为价值的最高实体,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作为衡量人的参照尺度和标准,对具体的人进行剪裁和评判,使人沦为生产和交换的工具。这种抽象统治使得人的生命特质受到压抑和限制,使人的个体生命存在所具有的特殊性、差异性和个性被夷平和剪灭,从而在现实中体现了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
形而上学被视为一种抽象同一,主要因为其核心在于追求普遍性的、同一性的抽象概念,而忽视了具体事物的差异性、个别性和特殊性。首先,形而上学试图通过抽象概念来理解世界的本质,这些概念脱离了具体事物,强调的是普遍性和同一性。其次,它通过知性逻辑的方法排除差异性,抽象出最高程度的“类”概念,并将这些概念实体化为解释世界存在的统一原理。此外,形而上学追求绝对一元的本体,忽视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将一切统一于抽象概念中。
由此可见,现代形而上学是资本在观念领域的理论纲领,在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到世间后,为其作合理的辩护以消解尖锐的阶级对立,确保其统治的持久性与稳定性:在资本主义确立统治后,资本不再是血淋淋地剥削进行原始积累而是巧妙地运用形而上学在观念层面为资本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不仅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原则与资本逻辑的抽象价值同一性相契合,强调抽象的同一性,为资本提供理论支持,而且形而上学将理论与现实相分离,忽视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矛盾,为资本的抽象统治提供辩护。此外,形而上学强调普遍性和必然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适用性和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可见形而上学通过将具体矛盾抽象化,将其归结为抽象的社会力量。
二、虚无主义之为现代性的精神本质
现代性在现实领域由作为抽象存在的资本这个关键性因素开启的,在观念领域由作为抽象观念的形而上学为其谋划,资本永不满足的增值本性和形而上学基本建制中对具体的存在者的统治形式共同构成现代世界抽象化形式化的本质。“二者独立存在或相互支持,但所导致的后果是共同的:个人的自由被剥夺,个人的独立人格被压制,负责任的价值主体因此被虚无化,而随着价值主体被虚无化,使得一切价值诉求以及价值重建的努力最终必然是无根的,价值的‘被虚无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3]
传统基督教与形而上学思想要求人们服从超越个体的绝对价值,这种服从剥夺了个体的独立性与创造力,最终使得人类的生命力被压抑。基于这一背景,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指的是绝对价值的消亡,意味着支撑整个价值体系的核心被摧毁。当绝对价值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是价值的虚无化。资本作为新的崇拜物,在现代社会逐渐取代了宗教信仰的位置。人们不再追求超越的真理,而是依赖于抽象的经济价值和市场规律,这种变化使得人的价值感越来越脱离生命本身的经验和自由。资本的崇拜和理性形而上学的结合,使得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被工具化、抽象化,最终导致人类对生命的意义产生深刻的怀疑与迷茫。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彼岸世界和超验的绝对价值逐渐被理性质疑。曾经无所不包、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体系变得虚无。虽然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自身定位于绝对价值的框架内,但在其崩塌之后,人类却无法找到新的价值来引导自己。这种旧有的价值体系消亡,却无法迅速建立新的支撑点,造成了典型的虚无主义。现代社会在这种价值缺失的状态下,产生了价值多元化与价值失序的现象,且无法恢复到原有的统一价值观。这一切都是由资本主义的抽象崇拜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共同作用所引发的。
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原则,驱动一切事物围绕资本运作,在追求自我壮大和扩展时,消解了传统的超验神圣,将一切推向市场并标上价格,取而代之的是由资本塑造的经验神圣物品。同时因为资本的增值本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产进行着一刻不停地变革,“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资本的内在逻辑要求摧毁宗教及其他传统神圣事物,强调存在物的价值取决于其是否促进资本的扩张,从而内在地蕴含了虚无主义力量。此外,为了迅速获取利润,资本不断解构物品的文化和技术意义,使其迅速过时,并不断重塑新的神圣物,这种快速替代和重塑进一步强化了虚无主义倾向。资本的经济运行方式将一切存在物变得可以用金钱衡量和购买,从而消解了真实、崇高、严肃的价值,形成虚无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最终,资本通过消解传统的超验神圣,使得传统上帝之死不可避免,转而崇拜货币与资本。可见,资本通过其自我壮大和扩展的逻辑,消解和重塑神圣事物,并将一切价值归于资本的增长,从而导致了虚无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构成现代性的力量不仅来自资本的不断推动,还来自与之勾连的现代形而上学。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将“我”之“思”视为人类认识与实践之基础,使得“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哲学在它自己的土地上与哲理神学分了家,按照它自己的原则,把神学撇在一边。”[5]理性觉醒于之开启,人不再听命摆布于上帝,而是由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实践,现代性中的主体性原则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西方传统宗教和文化思想体系被康德所批判,在此基础上他对启蒙运动的思想进行了总结。他的“理性批判”经典论述使理性取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即“现代性”。黑格尔则在康德的基础上,将现代性的逻辑扩展为“主体性”——主体的理性能力,强调对理性和自主性的重视。他认为主体性是现代世界的自由原则,即精神总体性中关键方面的充分发挥:“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总之,它是以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神为原则的。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
主体性与理性成为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在主体的理性基础上一切都被理性所规定,“思”之所以成为可能离不开“我”这个认知主体,所以主体即一切认知的根据,“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事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本身而得到规定。”为使得主体获得自由并且扩展其认知能力,主体就必须不仅是认识还需要控制自然界,在这个要求无尽提高的情况下,人的理性能力被抬高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上,个体的人随之被降格到与物相同地位的存在——只不过是实现理性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工具。在理性精神被神话、主体自由丧失的形而上学语境中,主体性成为一切的基础和载体,包括精神或是价值,传统宗教价值体系被认知主体理性解构,理性重新成为一种迷信代行上帝的权威。传统宗教和伦理价值体系虽然瓦解,但存在在主体内部的主客体二元同一的理性绝对化使得其化身为那个被赶走的上帝,这种主体性的无上权威无异于先前信奉的超感性世界,贬低感性世界而在超感性世界寻找价值的虚无主义披上理性的外衣更加深刻地蔓延至现代社会。在价值实践中原本客观性、普遍性的价值标准与伦理原则被个体的理性或者说是主体性所取代,只是根据个体理性来选择或者判断价值,这种价值危机无疑是虚无主义的一种体现。主体性始终与现代形而上学所纠缠,现代性离不开后者的奠基与规定,其危机根植于自身的本质之中,虚无主义即现代性的本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6.
[3]贺来.“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5]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集》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