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稳定西北地区社会秩序为历代中央王朝的为政要务。历代大一统王朝为维护西北疆域安全皆把屯田戍边作为经营西域边疆的第一要义,屯垦兴,则社会稳,西北安；屯垦废,则社会乱,西北危,新疆屯垦的绩效事关西北治乱和国家安危,而屯垦管理制度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屯垦绩效的高低。故而,《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的作者张安福着眼于历代屯垦管理制度变迁及其内在演变机理撰写了本书,提出诸如“新疆屯垦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与西北边疆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清代兵屯和民屯存在发展悖论关系”“在屯田区布局上由战略要地向宜农区域扩散的特点显著”等较有创新性的观点,填补了新疆屯垦管理制度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后来学者研究新疆屯垦管理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一、新疆屯垦管理行政体制变革
自两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清,历代新疆屯垦管理行政体制经历了由草创到完善的阶段,两汉时期,新疆屯垦管理行政体制初步形成,隋唐时期成熟,经过元朝进一步发展,至清朝屯垦管理体系趋于完善。
两汉初期,没有专人管理西域屯田,多是委派当地军队指挥官兼管屯田事务,属于临时管理机构,如使者校尉、司马校尉等,军队边战斗边屯田,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正式设立管理西域屯田的最高地方机构——西域都护府,下设戊己校尉主管西域屯垦事务,戊己校尉下设曲侯、屯长基层屯官。魏晋时期,大体上沿袭两汉时期屯垦行政体系。唐朝时期,先后成立的安西和北庭都护府成为西域屯田的最高管理机构,下设主管屯田事务的营田使,营田使下设基层管理屯田的屯官。元朝在西域的屯垦归属于北庭都护府管理,其下分别设置别失八里、斡端宣慰司管理北疆、南疆地区的屯田事务。清朝在新疆的屯垦管理体制以光绪十年为界,分为军府制管理和行省制管理两个阶段。军府制管理时期,伊犁将军总领全疆屯田事务,下设乌鲁木齐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分别兼管乌鲁木齐、边防要地、较大城区、较小城区的屯田事务；行省制管理时期,由于这一时期时局紧迫,经费紧张,未设立专门的屯垦管理机构,新疆屯垦由新疆巡抚、布政使兼管,张安福虽然肯定了这一做法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是局限使然,但是从长远计,不利于新疆屯垦的发展。
张安福对历代新疆屯垦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进行详尽阐述后,进而将眼光向下,运用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影响其行政体制演变的因素进行深刻分析,指出政治、经济、社会预期收益是影响行政体制演变的三大重要因素。其中张安福谈到社会预期收益时,提出在新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民族团结是新疆稳定的基石。笔者深以为然,自古至今,新疆由于处于亚欧大陆中心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又因新疆多民族杂居,存在萨满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导致新疆自古以来社会的稳定一直都是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且采取多项措施着力加以维持的。
在该章节,或许是由于魏晋南北朝的行政体制变迁本身过于多变,张安福对于这一部分的论述略显繁冗,通篇基本为流水账式的表述,笔者在阅读过程中略感眼花缭乱,对重点一时无从把握,但也体现出张安福在如此庞杂的魏晋南北朝史料中梳理出行政体制变迁,且大体逻辑清晰,足可见其史料研读之精深,整理功夫之扎实,故而瑕不掩瑜,张安福对于该章节的行政体制演变的论述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二、新疆兵屯组织形式及变革
凡有军兴,必有屯政,兵屯是新疆屯垦的最初组织管理形式,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北用兵面临的首要难题便是补给线过于漫长,加之路途艰险,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甚至还会有断绝粮饷的危机,兵屯由于其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强,可根据战事需要随时裁撤调动、短期内成效显著的特点,成为历代新疆屯垦形式中的首要组成部分。
兵屯始于两汉经营西域,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经历元明的曲折发展,至清朝成为历代新疆屯垦的集大成时期。历代皆以兵屯为先导,边战边屯,两汉时期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始开西域经营,为保障军粮供应,汉朝在轮台、渠犁、楼兰等地进行屯田,就地解决军粮问题,自此,兵屯成为历代新疆屯垦的主体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中原王朝政权更替频繁,然而各政权在新疆的屯垦并没有中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地方和中原政权为取得战略优势,都选择在西域进行兵屯,虽然其对西域军事影响和屯垦效果远不及汉代显著,但也都对新疆屯垦发展做出了贡献。隋唐时期是兵屯发展的高峰时期,唐代在新疆的兵屯以安西四镇为重点,安西、北庭所管理的军州屯田和遍及全疆的烽燧屯田构成了完整的兵屯体系,完全统一了现在新疆南北并使唐朝版图远至整个中亚地区,并且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衰落,陇右、河西被吐蕃占领的情况下,孤立的西域屯田士兵仍然坚守28年之久,充分体现了唐代西域屯田的战略价值和历史作用。唐代以后,继之五代、宋、西辽、明朝等时期,对西域屯田效果并不大,甚至很多历史时期没有在西域进行有组织的屯田,清代的新疆屯田以兵屯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民屯、遣屯等多种屯垦形式,成为新疆屯垦的集大成时期。
张安福在对兵屯组织形式及变革总结经验教训时,提出若无强大的中央政府支持,很难在新疆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兴修和屯田工程,读者读此观点之后,可能会略有困惑,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或许有所启发,首先,五代十国和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央王朝式微,故而无力支持新疆屯垦事业,因此这一时期新疆屯垦效果远远无法与汉、唐、清三代相提并论,其次新疆地区地广人稀,而屯垦事业前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若无强有力的中央力量,仅凭新疆地方力量是不足以完成大规模的屯垦事业的。张安福这一观点同样也对现代新疆的发展适用,党中央高度支持新疆大开发,新疆也充分发挥自身资源能源优势,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实现新疆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三、多元屯垦形式的融合发展与绩效
新疆是中国历代屯垦最为典型的地区,其屯垦时间之长、屯垦范围之大、屯垦形式之多、屯垦效益之高,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从汉唐时期的兵屯为主、民屯为辅,发展到清代时期的军民并举,从单纯的战略防御的军饷供应到新疆经济大开发的有效途径,体现了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战略地位的认识程度不断加深和提高,屯垦绩效也由最初的政治绩效发展为经济、社会绩效并举,因此,屯垦戍边的报酬递增效应推进了新疆多元屯垦管理制度的发展。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对新疆的战略地位认识还只停留在军事战略价值阶段,其战略目标主要是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达到固边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在新疆的屯垦形式主要是以组织性强,短期效益高的兵屯为主,屯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戍边兵士的给养问题,从而达到“以屯田定西域”的目标,这一时期兵屯的政治效益突出,有效维护了西域地区的社会安定与边防安全,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兵屯的经济绩效估计不可过高。首先,兵屯由于产权不明确,国家作为屯垦产权的所有者在事实上缺位,国有产权的所有者在实践上是多重的,结果必然导致资金的耗散；其次,在这种逻辑混乱的实践中必然造成兵屯运行成本过高以至于难以实施和监督,这种产权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与私有经济成本最小化及收益最大化相冲突的,因此兵屯最终被民屯替代是新疆屯垦经济发展的必然。
清朝统治者在着力发展兵屯的同时,意识到了民屯的重要性,对民屯加以扶持,这是清代新疆较之前代的重要战略转变,改变了汉唐以来新疆屯垦专为养兵的局面,从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发。张安福在分析清代兵屯和民屯发展过程中很敏锐地察觉到了兵屯与民屯互为悖论的关系,指出对于民屯而言,由于生产的粮食不能外运,长期供大于求,致使谷贱伤农,而对于兵屯,粮价较低自然也就失去了价值,故而自道光年间,兵屯被大量裁减,但是到了战争年代,民屯由于失去了兵屯的保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左公西征时不得不再次大量恢复兵屯,战争结束后,刘锦棠又不得不裁减兵屯,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屯垦的迅速发展需要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清代屯垦的大规模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屯垦经济陷阱”是现代新疆屯垦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该章节最后的结论部分,张安福在论述强有力中央王朝的支持对西域屯垦的意义时引用了英国学者吉登斯的观点“在中华帝国,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与蜂窝状的社会结构,使貌似强大的国家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组织社会的能力极低”,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中国土地上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体制正是由于需要强大的集权专制主义体制来保护分散的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而催生的；其次,任何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无不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如历代的战争动员能力,修建浩大公共工程的征发能力等等；最后,受到一定限制的实为皇权本身,而非国家权力。因此,笔者个人认为吉登斯的观点或有待商榷。
四、总评
本书着眼于历代新疆屯垦制度的发展研究,对历代新疆屯垦行政体制,组织形式,启示及未来展望做了充分的阐述。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张安福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可谓做得相当扎实,全书所述屯垦历代发展状况均有翔实的资料支撑,引用书目如《唐六典》《元史》《清实录》逾百篇,并且善于将抽象的资料数据整合为图表形式,便于直观反映某一朝代屯垦发展状况。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方面,张安福善于利用政治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来审视历代屯垦制度的变迁与内在机理,得出结论往往十分具有启发性。但是,全书在体例上编排或有不足,全书体例上选择横向阐述历代新疆屯垦组织形式、行政体制等不同专题,虽然有利于读者把握该专题的纵向演变与发展逻辑,但是每一专题都对两汉至民国新疆屯垦的某一侧面进行面面俱到的阐述,难免造成前后内容重复,整体上较为繁冗琐杂。总体来说,本书虽在个别篇章和体例编排方面表述稍显失当,但丝毫不影响本书整体的可读性以及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尤其是本书通过对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的分析得出相关规律性的总结,对新时代兵团发挥好三大作用提供了有益历史借鉴和探索性的前景展望,不失为一篇佳作。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一、新疆屯垦管理行政体制变革
自两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清,历代新疆屯垦管理行政体制经历了由草创到完善的阶段,两汉时期,新疆屯垦管理行政体制初步形成,隋唐时期成熟,经过元朝进一步发展,至清朝屯垦管理体系趋于完善。
两汉初期,没有专人管理西域屯田,多是委派当地军队指挥官兼管屯田事务,属于临时管理机构,如使者校尉、司马校尉等,军队边战斗边屯田,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正式设立管理西域屯田的最高地方机构——西域都护府,下设戊己校尉主管西域屯垦事务,戊己校尉下设曲侯、屯长基层屯官。魏晋时期,大体上沿袭两汉时期屯垦行政体系。唐朝时期,先后成立的安西和北庭都护府成为西域屯田的最高管理机构,下设主管屯田事务的营田使,营田使下设基层管理屯田的屯官。元朝在西域的屯垦归属于北庭都护府管理,其下分别设置别失八里、斡端宣慰司管理北疆、南疆地区的屯田事务。清朝在新疆的屯垦管理体制以光绪十年为界,分为军府制管理和行省制管理两个阶段。军府制管理时期,伊犁将军总领全疆屯田事务,下设乌鲁木齐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分别兼管乌鲁木齐、边防要地、较大城区、较小城区的屯田事务；行省制管理时期,由于这一时期时局紧迫,经费紧张,未设立专门的屯垦管理机构,新疆屯垦由新疆巡抚、布政使兼管,张安福虽然肯定了这一做法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是局限使然,但是从长远计,不利于新疆屯垦的发展。
张安福对历代新疆屯垦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进行详尽阐述后,进而将眼光向下,运用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影响其行政体制演变的因素进行深刻分析,指出政治、经济、社会预期收益是影响行政体制演变的三大重要因素。其中张安福谈到社会预期收益时,提出在新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民族团结是新疆稳定的基石。笔者深以为然,自古至今,新疆由于处于亚欧大陆中心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又因新疆多民族杂居,存在萨满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导致新疆自古以来社会的稳定一直都是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且采取多项措施着力加以维持的。
在该章节,或许是由于魏晋南北朝的行政体制变迁本身过于多变,张安福对于这一部分的论述略显繁冗,通篇基本为流水账式的表述,笔者在阅读过程中略感眼花缭乱,对重点一时无从把握,但也体现出张安福在如此庞杂的魏晋南北朝史料中梳理出行政体制变迁,且大体逻辑清晰,足可见其史料研读之精深,整理功夫之扎实,故而瑕不掩瑜,张安福对于该章节的行政体制演变的论述仍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二、新疆兵屯组织形式及变革
凡有军兴,必有屯政,兵屯是新疆屯垦的最初组织管理形式,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北用兵面临的首要难题便是补给线过于漫长,加之路途艰险,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甚至还会有断绝粮饷的危机,兵屯由于其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强,可根据战事需要随时裁撤调动、短期内成效显著的特点,成为历代新疆屯垦形式中的首要组成部分。
兵屯始于两汉经营西域,在隋唐时期达到高峰,经历元明的曲折发展,至清朝成为历代新疆屯垦的集大成时期。历代皆以兵屯为先导,边战边屯,两汉时期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始开西域经营,为保障军粮供应,汉朝在轮台、渠犁、楼兰等地进行屯田,就地解决军粮问题,自此,兵屯成为历代新疆屯垦的主体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中原王朝政权更替频繁,然而各政权在新疆的屯垦并没有中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各地方和中原政权为取得战略优势,都选择在西域进行兵屯,虽然其对西域军事影响和屯垦效果远不及汉代显著,但也都对新疆屯垦发展做出了贡献。隋唐时期是兵屯发展的高峰时期,唐代在新疆的兵屯以安西四镇为重点,安西、北庭所管理的军州屯田和遍及全疆的烽燧屯田构成了完整的兵屯体系,完全统一了现在新疆南北并使唐朝版图远至整个中亚地区,并且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衰落,陇右、河西被吐蕃占领的情况下,孤立的西域屯田士兵仍然坚守28年之久,充分体现了唐代西域屯田的战略价值和历史作用。唐代以后,继之五代、宋、西辽、明朝等时期,对西域屯田效果并不大,甚至很多历史时期没有在西域进行有组织的屯田,清代的新疆屯田以兵屯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民屯、遣屯等多种屯垦形式,成为新疆屯垦的集大成时期。
张安福在对兵屯组织形式及变革总结经验教训时,提出若无强大的中央政府支持,很难在新疆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兴修和屯田工程,读者读此观点之后,可能会略有困惑,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或许有所启发,首先,五代十国和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央王朝式微,故而无力支持新疆屯垦事业,因此这一时期新疆屯垦效果远远无法与汉、唐、清三代相提并论,其次新疆地区地广人稀,而屯垦事业前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若无强有力的中央力量,仅凭新疆地方力量是不足以完成大规模的屯垦事业的。张安福这一观点同样也对现代新疆的发展适用,党中央高度支持新疆大开发,新疆也充分发挥自身资源能源优势,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实现新疆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三、多元屯垦形式的融合发展与绩效
新疆是中国历代屯垦最为典型的地区,其屯垦时间之长、屯垦范围之大、屯垦形式之多、屯垦效益之高,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从汉唐时期的兵屯为主、民屯为辅,发展到清代时期的军民并举,从单纯的战略防御的军饷供应到新疆经济大开发的有效途径,体现了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战略地位的认识程度不断加深和提高,屯垦绩效也由最初的政治绩效发展为经济、社会绩效并举,因此,屯垦戍边的报酬递增效应推进了新疆多元屯垦管理制度的发展。
汉唐时期,中原王朝对新疆的战略地位认识还只停留在军事战略价值阶段,其战略目标主要是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达到固边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在新疆的屯垦形式主要是以组织性强,短期效益高的兵屯为主,屯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戍边兵士的给养问题,从而达到“以屯田定西域”的目标,这一时期兵屯的政治效益突出,有效维护了西域地区的社会安定与边防安全,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兵屯的经济绩效估计不可过高。首先,兵屯由于产权不明确,国家作为屯垦产权的所有者在事实上缺位,国有产权的所有者在实践上是多重的,结果必然导致资金的耗散；其次,在这种逻辑混乱的实践中必然造成兵屯运行成本过高以至于难以实施和监督,这种产权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与私有经济成本最小化及收益最大化相冲突的,因此兵屯最终被民屯替代是新疆屯垦经济发展的必然。
清朝统治者在着力发展兵屯的同时,意识到了民屯的重要性,对民屯加以扶持,这是清代新疆较之前代的重要战略转变,改变了汉唐以来新疆屯垦专为养兵的局面,从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发。张安福在分析清代兵屯和民屯发展过程中很敏锐地察觉到了兵屯与民屯互为悖论的关系,指出对于民屯而言,由于生产的粮食不能外运,长期供大于求,致使谷贱伤农,而对于兵屯,粮价较低自然也就失去了价值,故而自道光年间,兵屯被大量裁减,但是到了战争年代,民屯由于失去了兵屯的保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左公西征时不得不再次大量恢复兵屯,战争结束后,刘锦棠又不得不裁减兵屯,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屯垦的迅速发展需要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清代屯垦的大规模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屯垦经济陷阱”是现代新疆屯垦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该章节最后的结论部分,张安福在论述强有力中央王朝的支持对西域屯垦的意义时引用了英国学者吉登斯的观点“在中华帝国,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与蜂窝状的社会结构,使貌似强大的国家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组织社会的能力极低”,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中国土地上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体制正是由于需要强大的集权专制主义体制来保护分散的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而催生的；其次,任何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无不具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如历代的战争动员能力,修建浩大公共工程的征发能力等等；最后,受到一定限制的实为皇权本身,而非国家权力。因此,笔者个人认为吉登斯的观点或有待商榷。
四、总评
本书着眼于历代新疆屯垦制度的发展研究,对历代新疆屯垦行政体制,组织形式,启示及未来展望做了充分的阐述。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张安福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可谓做得相当扎实,全书所述屯垦历代发展状况均有翔实的资料支撑,引用书目如《唐六典》《元史》《清实录》逾百篇,并且善于将抽象的资料数据整合为图表形式,便于直观反映某一朝代屯垦发展状况。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方面,张安福善于利用政治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来审视历代屯垦制度的变迁与内在机理,得出结论往往十分具有启发性。但是,全书在体例上编排或有不足,全书体例上选择横向阐述历代新疆屯垦组织形式、行政体制等不同专题,虽然有利于读者把握该专题的纵向演变与发展逻辑,但是每一专题都对两汉至民国新疆屯垦的某一侧面进行面面俱到的阐述,难免造成前后内容重复,整体上较为繁冗琐杂。总体来说,本书虽在个别篇章和体例编排方面表述稍显失当,但丝毫不影响本书整体的可读性以及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尤其是本书通过对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的分析得出相关规律性的总结,对新时代兵团发挥好三大作用提供了有益历史借鉴和探索性的前景展望,不失为一篇佳作。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